其实辜鸿铭和华东的接触时间要比严复早得多，在华东刚成立上海新区的时候，华东曾组织了一次上海的工商界的人士到青岛访问的活动，当时辜鸿铭也参加了这次行程，应该说在那一次行程中，华东还是给辜鸿铭留下了不错的印像。

    不过从那以后，华东和辜鸿铭就再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了，毕竞华东的精力主要在发展工业化和经济上，看重的是詹天佑这样的技术人材，而不是辜鸿铭这样的学术大师；而辜鸿铭虽然也承认在华东的治理下，社会民生，精神气貌确实都要比清廷要好得多，但他的骨子仍然带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和傲慢，华东不来相请，辜鸿铭自然也不会主动上门，而且还故意做出一付对华东也不屑一顾的样子来。

    但辜鸿铭的大部份时间都居住在上海，也得到了许多了解华东情况的机会，而且虽然辜鸿铭在表面上表现得对华东不屑一顾，但实际对华东的动向相当的关注，华东出版的几份主要报纸基本都一期不落，另外对华东出版的几本学术著作也是本本都购买，并且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应该说辜鸿铭对华东的土地制度是相当不认同的，对华东绕过士绅阶层，直接面对基层百姓的治理方式也颇有微词，但对华东治理的效果还是有些佩服，毕竟辜鸿铭是在欧洲留学14年，并且拿到了11个博士学位，留学的经历主要是在英国和德国，对欧洲国家的治理环境有相当的认知，而华东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治理能力却并不逊色于欧洲国家。

    而对华东的学术理论著作，辜鸿铭的评价也是各有高低，比如对华东的土地理论，就很是不屑，而对工业化理论也并不怎么上心，但对华东提出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却有相当的认同感，因为辜鸿铭是推崇中华传统的孔孟思想学说，这和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理论有很大的契合之处，而且这个理论也给了辜鸿铭很大的启发，使他对中华文明优于欧洲文明的理论可以更为完善。

    还有就是华东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及社会制度、文明的批评，辜鸿铭则是十分赞同。和这个时代其他的中国学者普遍都推崇欧洲国家的制度、思想、文明不同，辜鸿铭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制度、文化都相当不屑。这也和辜鸿铭在海外留学长达14年的经历有关，因为其他的中国学者如严复国外留学的时间也不过只有4年，对欧洲国家的认知未免有些流于表面化，仅仅只看到了欧洲国家的表面繁荣，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深层缺少实际了解。而正是有长时间的海外生活经历，使辜鸿铭对欧洲国家的社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并没有被欧洲国家的表面繁荣、发达、科技所迷惑，同时还看到社会繁荣背后的阴暗、坠落、自私、贪婪的一面。

    不过辜鸿铭毕竞不是社会学家，虽然他看到了欧洲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的缺点，但对造成这些缺点的根源却缺乏足够的认知，而且想出的解决办法却不是靠推动社会进步，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或是建立一种更高等级的社会制度，而是中国传统孔孟学说的仁义之道，这也是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的最主要因素，甚致到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也坚决拥护的程度。

    其实这也是这一代中国学者的一个共性，随着对欧洲国家的社会的认知加深，看到欧洲国家的社会、文化的缺限后，几乎都不约而同的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在旧时空里，严复到了晚年时，也开始推崇中国传统文化。

    但看了华东关于对欧洲国家的体制形成，以及文化缺限的原因的深度分析之后，再结合自己多年欧洲生活的经历进行印证，使辜鸿铭也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毕竞华东关于对欧洲国家的体制、文化缺限的分析，是建立在旧时空无数学者长达百余年的探索、研究、分柝、试验的基础之上，这决不是辜鸿铭区区十几年的生活经历所能相比的。

    虽然这并不表示辜鸿铭从此就放弃自己的思想，彻底拜倒在华东的面前，毕竞像辜鸿铭这样的学术大师，一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虽然这并不防碍他会从其他理论思想中吸取对自己的思想观点有利，或是有补充的优秀部份。因此在辜鸿铭后来的文章、讲学、交流中，也大量的引用华东的这些理论。

    不过辜鸿铭对华东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依旧是不屑，并且不时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调侃、或抓苦、或指责华东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特定人物。当然喜欢怼人，是辜鸿铭的一大特点，他到也不是专门针对华东，对清廷、对其他国家，对清廷的官员、外国政要，以及其他学者、社会名流、都是照怼不误，简单来说就是看谁不顺眼，看什么事情不顺眼，都会开怼，并极尽嘲笑、挖苦之能。

    华东控制上海之后，报纸当然不敢发表反对华东的文章，辜鸿铭怼华东通常是在宴会、学术交流的场合，不过辜鸿章到也不是乱怼华东，并且相当注意分寸，往往就是打打擦边球，更多的还是调侃性质，而且除了怼华东之外，辜鸿铭也依照是见人怼人，见事怼事，行就如故。因此上海也并没有太在意，对他依然是敬而远之，但并没有阻止辜鸿铭在上海著书、教学、发表演说等等，只要是不要过线就行了。

    其实虽然在旧时空里，辜鸿铭是以敢说、敢骂、敢怼而著称，但并非是真的愤世嫉俗，不通世故，其实相当注意分寸尺度，知道什么人可以骂，可以在什么时候骂，可以骂到什么程度，并且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因此尽管在辜鸿铭生命的最后10余年间，尽管政局迭荡起伏，更迭如家常便饭，不少学者都因站错了队、说错了话而吃过大亏，但辜鸿铭却始终屹立不倒，无论是谁当政对他都敬若上宾，而且辜鸿铭还是照样骂人、怼人。

    秦铮其实一直都在关注严复、辜鸿铭等学者的行动，对他们的一些改变都了如指掌，随着华东的国力日益强大，由其是在取得了远战争的胜利之后，这些学者们都明显在向华东这边靠陇，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清廷的表现实在太烂，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仅仅只是占着一个正统的大义明份，而当华东表现出了足以彻底压倒清廷的能力，改朝换代己不可避免时，自然有不少学者会改弦易辙，站到未来的胜利者一方。

    而且这次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导的文化交流活动，代表的整个中华文明，无论是谁能够参与其中，都是足以留名青史的至高荣誉，对于学者来说，荣誉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因此秦铮才认为可以邀请严复、辜鸿铭做为华东的代表。

    经过行政院的讨论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秦铮的建议，当然首先还要看严复、辜鸿铭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愿代表华东去德国，那就没有办法了。而邀请严复、辜鸿铭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李松晨的身上。

    其实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算小，虽然办不成也不会对李松晨的前途造成什么影响，毕竞如果严复、辜鸿铭真的不想去，总不能将两人架去吧！但如果办成了，无疑是对李松晨还是有加分的。

    当然李松晨也知道，这种学术大师都不是好请的，因为一个个都自视甚高，自比孔明，虽然心里千愿万意，但还要故作姿态，左推右托，最后仿佛千不甘万不愿的才出头。因此李松晨经过认真思考之后，首先向辜鸿铭发出了相约见面的请求，辜鸿铭果然在一番“我很忙、没时间”的托辞之下，最终将会面的时间推到三天之后。而李松晨马上又去约见严复，这次到是顺利得多，会面的时间定在第二天。

    这样的邀请先后安排，当然是有意而为的，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本身性格比较豁达大变，涵养也好，另外他对华东的认同感也更强一些，毕竞在远东战争中，华东也算是为北洋水师报了甲午的一箭之仇，而严复也是北洋水师的创办者之一，不能不有所触动；而辜鸿铭身上的文人气更重，虽然不能算是心胸狭窄，但他的性格毕竟偏于过激，因此如果先邀请严复，可能会让辜鸿铭有所不快，认为华东更看重严复，说不定在一气之下，就拒绝了邀请，而先邀请辜鸿铭，但却是由于辜鸿铭自己故作姿态，定下在三天之后会面，那么华东先和严复见面，辜鸿铭也就没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