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就有人考虑过文化交流的人选问题，就是可以从本土学者中选人，参与这次出访，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但这个建议则又引发了另一个大争议的话题，本土学者是否能够代表华东。

    华东成立以来，对本土学者的态度一向都是敬而远之，甚致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的，这一方面是华东的治国理念在这个时代显得过于超前，而采用的手段又偏重于强硬，由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基本不留情面，毫不客气的进行打压。而按照中国的传统治国理政，尽管也强调爱民如子，体恤民情，并且在历代王朝建立之初，也会重新分配，丈量土地，并制定些对百姓相对有利的政策。但历代的统治者都知道要统治好国家，首先要拉陇的还是士绅，而非百姓，历代王朝实际执行的是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原则。

    但华东则是属于一个另类，根本没有将传统的中国士绅阶层当一回事，不仅没有拉陇，反而是强力的打压，由其是士绅的土地全部收没，都分给普通百姓，并且建立了广泛而严密的基层行政体系，彻底打破了历代王朝“皇权不下乡”的惯例。

    仅仅只是对从事商业经营士绅态度好一些，但一来是这个时代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纯以经商为生的人并不多，二来绝大多数商人同时也是大地主，像盛宣怀、张謇这样的商人，同样也拥有大量的田产土地，尽管田地的产出在他们的收入中只占到极小一部份，这也是中国人习惯的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因此华东也差不多将所有的士绅都得罪光了，这些行为在传统的中国士绅看来简直就是叛经离道，胡作非为。

    在华东建立之初，大部份士绅都认为华东这样的做为难以长久，最多不过是长毛第二，或者说“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过是一句空话，由其是元老们会不要土地吗？因此迟早都会改过来，还是得用传统的笼络士大夫的那一套，那知华东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民心归附，日益强大起来，更为奇怪的是华东的元老们真的都不要土地，这也是华东常用来驳斥对自己土地政策进行指责的理由，“没有一名元老占有过一亩土地，一切为公”，这还真的让指责者反驳不了。

    但不管怎么说，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华东的做法是很难认同的，而华东也没有指望能得到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支持，一来是在远东战争之前，中国的正统仍然是清廷，在大多数人眼里，华东还是反叛，二来华东更看重的是技术人材，就像詹天佑这样的人，而对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并不怎么感兴趣，用华东内部的话说，就是“100个所谓学术大师，也顶不了一个詹天佑有用”。

    当然，这个时候中国到是有一批精通欧美学术的学者，但一来是这些人自认为喝过洋墨水、见过世面，开过眼界，自视甚高，自认为自己掌握了救时济世的全部真理，其实也不过是欧洲早年资本主义革命的那一套“自由、博爱、平等、人权”的东西；二来华东的土地政策对他们的刺激也不小，毕竟能出国留学的人，都不会是贫苦出身，不说大富大贵，至少也是小康之家，当然舍不得把自己家的土地献出来。

    正是清醒的了解这些情况，华东才对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大师不感兴趣，反到是更看重詹天佑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现在要选拔本土学者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自然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不过秦铮对这个建议却是全力支持的，认为至少可以先咨询一下这些学者的态度，首先是这些学者虽然对当前华东的工业化建设、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各自的学术范围内，有的精通国学，有的贯通古今，有的博览中西，确实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做为华东的文化代表，只从学术水平上是完全足够的；其次是华东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文化始终是一大短板，因此也有必要注意补齐这个短板，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华东也一向重视文化的建设，但目前所做的，基本都停留在文化宣传上，而在文化的学术系统理论上，只有秦铮发表了几篇有份量的文章、书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乏善可陈的。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华东在取得了远东战争的胜利之后，在国内的人气民意均己经压倒了清廷，不仅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而且全国上下基本都己经认同这个现实结果，清廷的死忠粉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不少当初并不看好，或者是对华东有所诽议的人，都在考虑怎样在新朝中占有一席之地，既使是华东的土地政策，也可以忽视了，毕竟大势所向，不可逆换。其中也包括有相当一部份学者，因此华东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吸引一部份学者为我所用，加快华东的文化建设，打造华东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学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中华文化是认同的，同时也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起来，这一点和华东的目标是共同的，因此代表华东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应该是可以试一试，而且这毕竟是文化交流，不涉及政治层面，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行政院经过了讨论之后，最终还是认同了秦铮的意见，而秦铮又推荐了两个人选，严复和辜鸿铭。

    这两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时代中国最出色的学者，其他有的远在海外，如康梁，有的则还没有成长起来，只有严复和辜鸿铭正当盛年，而是都有外国留学的经历，均成绩优异，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中西文化造诣精深。

    严复可以算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思想偏重于维新，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将大量的西方优秀进步学术著作译为中文，介绍给现在处于落后状态下的中国学人，让人们了解欧洲的学术思想，开拓视界，增长见施，可以称之为“文化输入”，并且首先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信、达、雅原则，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学界有人对此持异议，一直到元老们的个时代，这个原则依然被中国翻译界奉为圭臬。

    而辜鸿铭尽管也精通西学，但在学术上却推崇儒家学说，尊崇孔、孟，对欧洲文明多有批判，并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至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译成西文，使西方人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古老的固有文化，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称为“文化输出”。辜鸿铭在欧洲学界声望颇高，在旧时空里，欧洲学界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当然，秦铮推荐这两个人，也是有认真的考虑。这两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对华东的态度，都有一个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不过相比之下，严复要比辜鸿铭更早认同华东，因为严复是军人出身，少年时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回国之后还参与了北洋水师的建设，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务，北洋水师的大部份将领都可以算是严复的学生。

    正是由于严复是军人出身，因此尽管他不认用华东的政治理念，但对华东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却相当赞赏，华东占领上海之后，严复并没有离开上海，一方面留在上海近距离观察华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开始认真的研究华东的治国理政、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念，而经过了认真的研究之后，严复不得不承认，虽然华东的制度也许并不算完美，但和清廷比起来，确时是胜强千万倍了，既使是和英法德美等诸国相比，也并不逊色。

    在这个时候，严复在心理上其实己经认同了华东，只是传统的政治道德，以及对清廷还残留的少许忠心，阻碍了严复彻底倒向华东。

    但远东战争的胜利，彻底打消了严复最后的犹豫，毕竞胜利才是最能鼓舞人心的，由其是对严复这样军人出身的学者，战场上的胜利是最容易打动他的。而只到这时，严复才彻底认识到，清廷己经无药可救，只有华东，才能使中国真正完全富强起来，并不再受别国的欺辱，因此这时严复才在和别人的书信、友人的交谈中表示了自己对华东的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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