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以你之见，李相所呈条制，有何疏漏，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东宫崇德殿内，太子刘旸翻看完由李昉牵头商讨出的新税初版，沉思良久，抬眼问候在殿下的中书舍人李沆。

虽然刘皇帝让刘旸不要参与此事，但也不是完全不过问，至少改革进展一直关注着，政事堂的诸多会议决策、商讨结果，也会给东宫一份通报。

此时，面对刘旸的问话，李沆端重的面庞间露出一抹认真的思索之色，而后禀道：“以臣愚见，条陈中对于耕地税入的各项规定与细节已然比较完善，然也过于着墨其上，导致忽视其他税务问题。

大汉税收的构成，并不仅限于土地产出，商税、关税的仍在逐年上涨，在朝廷税收份额中越占越大，是不容忽视的。

李相所提税法中，对土之贫富，地之多寡以及土地产出谷物缴税规定，足够详细，但也失之过于详细。过于繁琐，于官不便于施行，于民则不利于缴纳。

因此，臣以为税收计划绝不是越详细越好。对普天之下的纳税农民而言，税制规则越简单越好，需要做到让普通农户更容易理解，土地之外，一作物一税种，实无必要，甚至会给一些不法地方官吏巧立名目、上下其手的机会。

大汉土地，除水浇地旱地区别之外，另有山地丘陵，高原草场，除种植五谷时蔬之外，尚有丝麻棉茶，岂可一一分门别类地区别税收。

对于广大农户而言，以土地为纳税依据，是最简便，最易理解，也方便落实执行，在此基础上的任何扩展都只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非粮作物，朝廷如欲加强控制，自可在后续的交易、售卖等流通过程中，进行税收，这可以通过朝廷商税体现。

除此之外，条陈中对于农户之外的牧、渔民等其他营生百姓的税务未曾明确，是固定缴纳牲畜水产，抑或是转换货币，计税税额是多少……臣以为这些都值得探讨，以保证朝廷税制的完善，税资的正常收取。

相比于同龄人的张齐贤、吕蒙正，李沆差得有些多，毕竟二人，都是道司级别的大吏了，一个主政榆林，一个作为洛阳府尹。

李沆侃侃而谈，一番长篇大论后，刘旸甚至愣了一会儿，方才反应过来，略带欣赏的目光落在李沆身上，问道：“卿的这些意见，李相公可曾知道？”

另，大汉的税务来源广泛，新制中虽有统归地税的规定，但并不意味其他税收不重要，相反，在地税税改过程中，当更加重视。新税制下，商税、关税、官府专营之茶酒棉矿税，不当一成不变，税务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当充分考虑到地税改革对其他税种的影响……”

因此，面对刘旸的问话，李沆虽有意动，但面上却矜持地克制着，一副谦怀坦诚的模样，道：“为国效力，只当恪尽职守，不论何职何任！”

李沆一副虚怀若谷的模样，但刘旸心中却感慨颇多，不论李沆所言是否切合实际，但至少听起来还是有些道理的，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不管李昉是作何考虑，但思量不周是事实，连他都感觉李昉疏忽的地方很多，何况刘皇帝呢？也难怪刘皇帝会那般明确地表示不满。

李沆作为中书舍人之一，地位虽不高，但位置很关键，是众数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虽然没有决议权，但参赞国事情的机会是有的，此番税改在政事堂进行的一系列商讨，他都在座，负责记录，拾遗补阙。

而听刘旸这么问，李沆想了想，不失谨慎地应道：“回殿下，为国进言，臣无有避讳。这些浅见，自然向李相公提出过，只是臣少地方职司履历，对地方事务的了解多浮于表面。而近来朝廷争议颇多，千头万绪，纵李相公殚精竭虑，也难免有顾及不周的地方。再者，所拟条陈只是初议结果，并非定稿”

“是！”

卿提出的想法，我认为很有道理，颇有见地，但还当结合实际而论。郑州是河南大州，田土众多，农事发达，卿到任后，可以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而以李沆如今的情况来看，若是想更进一步，外放地方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否则上限就快到了，而继续待在中枢，固然更靠近权力中心，看起来也比较光荣，但相对于更高的政治追求，留在中枢就是浪费时间了。

面对李沆这番“我是革命一块砖”的态度，刘旸笑了笑，稍作停顿，直接道：“郑州知州出缺，卿可以出任。税改不是三两月就能落实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的问题也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探索、发现并一一解决。

李沆满怀期待地离开了，刘旸则继续埋头重新看起那份税制新议，表情逐渐严肃。联想到如今的朝中局势，想起李昉这个老师，不免自我安慰地低喃道：“祸兮福之所倚，如此也好”

李沆闻问，心中微感讶异，若说不想，显然是不可能的。李沆如今虽然是大汉政坛的一颗新星，但根基一直不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地方为政经验，政治积累虽然有一些，甚至担任过两届科举的监考，但终究比较务虚，而在大汉想要提拔进步，更重要的还是务实的政绩，需要实实在在主政地方的经历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