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刘皇帝说得风轻云淡，但众臣一听，便立刻打起了精神，都意识到了，财税问题或许才是刘皇帝召见他们的真正目的。

但同时，都不由得心生隐忧，刘皇帝对当下财税制度的不满，表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始终没有大动作，最多提出些能够让上下接受的改良意见。

此时，方罢一任计相，又提起财税问题，很可能是又动财税的脑筋了，这就不得不让在场众臣们多几分警惕。

与吏治一样，税制同样是一个牵涉广泛的问题，从老成为国的角度考虑，轻易不能触动。反贪除恶，对付的只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还可以算作是帝国的自我调节净化。

这财税可就不一样的，那几乎是把方方面面都牵扯进去的，不只是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豪强乡绅，还包括全天下的为大汉提供税赋的黔首，这是真不可擅动的。

当然，并不是不能改，让人迟疑的，只是不知道刘皇帝打算怎么折腾，这才是最让人忧虑的。哪怕刘皇帝还没有图穷匕见，在场的大臣们已然打好了劝阻的腹稿

“臣等恭闻陛下垂训！”太子刘旸开口了，拱手向刘皇帝道。

刘皇帝眼皮子抬了下，不答反问，道：“太子说说，大汉两税制度，其原则是什么？”

闻问，刘旸思忖片刻，以一种谨慎的口吻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以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米”

显然，在这方面，刘旸还是有些研究的，熟稔地说出几条大汉两税税制的几点核心要素。大汉税制，基本沿袭自中唐时开始推行的两税法，虽然到大汉有些细节上的删改完善，但要旨是没有多少改变的。

仅以税制而言，两税法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大进步，从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税赋制度向舍人税地的方向发展。

听完刘旸的回答，刘皇帝继续问道：“说得不错，只是这些原则，落实了几分？大汉每年的财税，是在逐年上涨的，但在具体的税务执行过程中，计税依据，贯彻了税制规定吗？”

问题是存在的，别说刘皇帝，这些长年治国理政的大臣们，也同样清楚。但从来没有人就此进言，原因也很简单，保守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为了保证税赋稳定，民生“安定”，不得不抱残守缺。当然，隐晦些的则是，在现行税制下，对于勋贵、官僚、地主、商贾而言，是十分友好的。

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官员们，在税务工作上，是越发急功近利，倾向于完成任务了。至于税制，大多只取其简，图省便，至于遵从贫富均等原则，兼顾公平，大多只停留在口头上，甚至早就被抛诸脑后了。

吕端一副不动如山的模样，闻问，从容起身，拱手应道：“朝廷每年制定税额，其中一点，以天下各道贫富差距定额，各道亦以各州府发展情况分等，州府亦然，以此保证公平，富者多缴，贫者少纳。

不过，刘皇帝可不吃这一套，又问吕端：“吕卿，你也说说看！”

面对刘皇帝的问题，众臣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对于他们的沉默，刘皇帝也不恼火，很是自然地看向王祐：“王卿，西北算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方了，你在西北任职多年，从州县到道司，可谓见多识广，你说说看！”

一方面从法制上便确立了土地自由买卖的性质，一方面又想要干预土地买卖，控制土地兼并，这种自我矛盾的现象，在大汉朝并不少见。这也是刘皇帝总是想改变革新的原因之一，仅从个人视角出发，对这种矛盾便时感难受。

从而造成，贫富均等，居大邑与务小农者，缴税相当。同时，不少官府，仅以地域摊派，大富之区与贫苦之乡，税额相等，反使富者少缴，贫者多纳。

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限，并不足以支撑两税法的完美实现，而事物的发展一旦超过了客观条件，那往往是会产生问题了。

“看你这么犹豫，想来也是见识到了不少弊处吧！”见刘旸沉思，刘皇帝说了一句，而后又瞧向李昉、赵匡义等宰臣，道：“在座诸卿，都是由州部提拔中枢，都有充足的地方治政经验，也都说说，大汉现行税制，在执行过程中，都有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弊病？”

“这”对此，刘旸默然。

利益导向往往带来行动，即便有看出问题的，要么位卑言轻，没有发言权，要么就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何况，目前的税制已经稳定运行几十年了，朝廷每年财税同样稳定，余地很大，远没有到需要改变的地步，何必折腾呢？

各地官府，能用心细致地去钻研税法的，都很少，都算有良心了。当然，以当下大汉的政治环境，朝廷中枢权威正盛，各地官府并不敢太肆意妄为，至少在正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压榨剥削的情况很少。

王祐此言，提出了一个问题现象，但同样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缓解，好像就在提醒刘皇帝，问题不大，不要折腾了。

比较重要的一点，两税制下，土地买卖自由，土地兼并是不可不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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