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十万大军水磨工夫般克定滇黔之际，在广袤无垠的北疆，同期上演着一段铁马金戈的故事。

漠北之患，之于帝国，就像上溯千百年北方游牧文明对南方农耕文明的威胁一般，只不过在大汉帝国当下，这场对台戏，在北方唱主角的变成了乃蛮金国。

自平康八年，白水之会，被康宗“霸凌”，向刘文澎服软，并强行与漠北契丹议和之后，金国、太阳汗刘金便彻底调整其兴国战略，不再南下扰汉，以一统漠北为先。

刘金的“三步走”战略，实则是草原霸主的本能，但能否成功，还需看整体的战略环境，在南方汉帝国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是很难走通的。

多的且不提，仅第一步灭契丹，正常情况下就很难实现，唯一让刘金觅得的一丝机会，就是康宗之意外早逝，汉帝国于传承上发生剧变。

否则，刘金若敢背约东进，即便康宗在位，都不会容忍。只不过，当帝国皇帝换成刘文济之后，对漠北草原制约立刻大大减弱。

端拱那三年就不说了，刘文济基本都在韬光养晦，忙也忙着巩固帝位，收买人心，即便进入建隆时代，在早期几年，主要精力也放在重塑皇权、整顿积弊。

虽然也派了慕容德琛等老臣老将北上山阳、漠南坐镇巡抚，但只是一种惯例，维持一个表象罢了。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刘文济身上的契丹血统，始终是被人用来制约、诟病乃至攻击的一个短处，这也使得他在面对漠北事务时，往往态度谨慎，甚至投鼠忌器。

刘金在带领金国休整差不多两年之后，于端拱二年秋，引兵东进，开始全力吞并契丹。在过去的半个世界，乃蛮与契丹作为漠北两大霸主，两个对手之间，整体来看是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下的。

最初的乃蛮，只是游弋于金山东部地区的一群处在蒙昧状态的野蛮部族，在汉辽大战中，才被汉帝国的远征军带去一抹文明的光辉，后来逐渐形成的部落联盟，都是进化的标志，而乃蛮真正开始崛起，还得是被奉为“太阳汗”的刘金亲自掌权后。

虽然帝国皇室从来否认，魏王刘旻也从不承认，但在早期乃蛮部落联盟的成立过程中，刘金那“刘旻之子”的身份，他身上流淌的汉帝国“皇室血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乃蛮诸部的统一与融合，具备重大意义。

等刘金成年掌权后，对乃蛮进行了诸多先进的制度化改革，大量从汉文化、制度中汲取经验，借鉴学习，再加上与漠北契丹的争锋，内外力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占据漠北半壁，统驭百部，控弦十万，半游牧、半奴隶并且向封建王朝过渡的乃蛮金国。

至于漠北契丹，虽然对乃蛮部保持了几十年的军事优势，但它在很长时间内，都处在一个困难的军政环境中，南边、东北都有来自汉帝国的挤压，东北方向又有蒙兀室韦的侵袭。

而随着老一辈契丹精英的离开，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也只能用“一蟹不如一蟹”来形容了，既不能继承先辈们的事业与荣光，连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都守的艰难。

同时，契丹虽然被汉帝国从“辽帝国”生生打成“漠北契丹”，又在后续的自我阉割（去汉化，杀汉族大臣）中，退化至游牧生产生活的状态，但在面对漠北其余部族尤其是附庸的部族杂胡时，依旧保持着“上国”的傲慢。

随着开宝后期，世祖皇帝对契丹的“宽容”，双方关系的改善，经济交流的加强，来南方帝国的美酒丝绸、精美玩物，也慢慢腐蚀着契丹高层......

傲慢、腐化、堕落，对游牧民族来说无一不是致命错误，只不过，当来自南方那个庞然大物般帝国的压迫小了，凭借着祖宗的积累，再加上契丹王耶律隆绪凭借着漫长的在位时间将治下臣民部族威胁团结在一起，还是能够支撑起漠北契丹的统治。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漠北契丹本身的问题与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这份支撑，也越来越显勉强罢了。

另一方面，漠北契丹不只要面对着来自乃蛮、室韦人的外部威胁，其本身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在南边，汉帝国经营下的山阳漠南地区，日益繁荣，畜牧发达，牛羊众多，草场也更加肥美，对漠北的众多契丹部族吸引力十足，有选择骚扰抄掠的，也有南下归附的。

东北的饶乐国，其王刘昕那可是具备大汉皇室与契丹王室双重血脉的人，当然，对塞北的这些游牧民族来说，谈血脉什么的还是太虚，关键在于慕强趋利的心理作用。

漠南地区虽好，但毕竟距离汉帝国过近，同时，早没有漠北部族的空间了。饶乐国则不然，作为世祖皇帝钦定的第一批封国，从草原部族的角度来看，其条件并不算差，治下拥有大片丰美的水草、土地条件，十分适宜畜牧业之发展。

并且，与安东饱受朝廷猜忌不同，饶乐国与朝廷关系始终亲善，联系紧密，并且长期得到朝廷明里暗里的扶持与援助。

再加上，刘昕本身素质并不算低，虽无过誉之名声，也没有建立什么显赫的功绩，但在常年的为王治国经历下来，也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融合汉家法制结合当地民情的国家治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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