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情如火,席卷西南,虽然像善阐、理州(大理)、建昌等云南中北部的核心州府重镇,一直坚如壁石,未尝有失,但祸连滇黔的西南大叛乱,也足以让朝廷寝食难安了。
滇黔之乱之于朝廷,要紧的不是其本身多少蛮部、土司叛乱,多少刁民逆反,破了多少城镇,死了多官民。实事求是地讲,滇黔就算被彻底打烂了,人都死光了,于朝廷而言也无关痛痒,毕竟很难动摇的帝国根本。
帝国的核心统治区域在哪里,永远在中原、河北,当然最近二三十年东南江浙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也渐渐赶了上来,成为维持帝国统治秩序运转最核心也最强劲的动力。
而其他地方,边地如西北、西南、山阳、东北者,虽然同为帝国不可分割之地,起着鼎足之作用,但总归是次一等,属于一个强盛帝国颜面与表征。
就冲着这份帝国尊严与荣耀,为了维持“建隆盛世”的偌大名头,朝廷也不可能容许叛乱、背离的发生,处在强盛期的帝国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勘暴制乱。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来说,不管是哪一方出现严重动乱,都意味着帝国的统治出现了问题,也必然会寻求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事物的发展是存在普遍联系的,即便高山密林、毒虫瘴气依旧是滇黔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阻碍,但建隆时代比起过去,终究大有不同,联系也是日益紧密。
连玄宗之大唐,都能力征南诏,何况归治数十载的滇、黔之于帝国。同时,若滇黔局势长久糜烂,那么地形、气候、民族分布、治理现状都与之高度类似的剑南南部州县、广西西部、湖南西部地区,乃至高原另一侧的吐蕃,都难免受其影响,范围再扩大,就是朝廷拼了老命也得维护的精华之地了......
川蜀之乱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其影响教训可依旧存在,至少对亲身经历见识过的刘文济君臣而言,是不敢过于大意的。
因此,为了西南的安宁,为了帝国的统治,朝廷对滇黔之乱的重视一路飙升,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必须及早将之扼杀,尽可能将影响控制在滇黔地区范围之内。
眼见乱象扩大、贼势蔓延,而地方官府官军却不能制,帝国终于从中枢层面以下,正式发力了,向滇黔进军平叛的诏令与平叛大军的组建于建隆十年(1027)正式落实。
当然,刘文济鞭策下的帝国朝廷,虽然难免犯一些迟钝的、傲慢的“大帝国病”,但处事效率,尤其是滇黔之乱这等军国大政的问题上,还是不会如此迂缓的。
之所以拖到建隆十年,就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等待、观察、了解乱情之发展,同时冀望滇黔二道自己消化、自己搞定;二则是,建隆九年立秋之后,朝廷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平叛事宜了,筹措粮械,调兵遣将,用了足足半年多的时间,从滇黔重镇及其周边构建起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
皇帝刘文济或许并不精通军事,但他知全局,识大体,懂战略,同时,身边也不乏优秀的军事人才为之谋划出征。而为刘文济谋划西南军事全局的,主要有三人,兵部尚书张俭、由少府转任殿中监兼枢直学士的萧恭,以及最为关键的枢密副使曹玮。
而曹玮也是西南平叛的统帅,被刘文济任命为西南招讨使,总督剑南、湖南、广西、滇黔之军。同时还给曹玮配了两名副手,西南巡检使折惟昌与两广巡检使曹克明。
折惟昌自无需多说,折氏嫡传后裔,正值壮年,老将曹克明则是百丈伯曹光实之侄,是一个久经沙场且临阵指挥应对能力很强的将领,即便年逾花甲,亦能引刀控弦,常年坐镇广西。
一直以来,在很多帝国臣僚眼中,曹玮能够跻身高位,成为枢密院的“常务副枢密使”,都是靠着履历以及家世,在其军事生涯中,虽然参与了几次对内部叛乱的平定,但实在没有多少能够拿出来服众的成绩。
当然,这一点实则是和平帝国体系下所有军队将帅的通病,出身、履历与资历是其晋升最主要的依据,毕竟不像老一辈的将帅,几乎每个人都能拿出赫赫战功来。只不过,由于曹玮身居高位,这一点被更多地放大罢了。
因此,西南之行,不只对汉帝国来说是一件攸关统治的大事,于曹玮本身而言,也是一场证明之战。而这样的机会,竟然到他人生暮年,才真正迎来,建隆十年的曹玮,已经五十五岁了......
战争才是将士最好的学堂,也是最高效的练兵场,在西南平叛的过程中,一批年轻的将领也慢慢冒头的,比如家世显赫的杨文广(杨延昭幼子)、田思勰(田仁朗之孙)、马长议(马仁瑀之孙)等。
显然,不管皇帝对军功勋贵有多少忌惮以及由此引发的打击、压制,真到国家有难,在选兵派将上,仍旧不可避免地向其倾斜。
这其中固然有刘文济安抚勋贵们的用意在,但迫于勋贵对军队那浸透到骨子的影响力,也是重要因素。而滇黔之乱,一定程度上,对勋贵们是有好处的,至少让他们扬眉吐气,痛快地翻了一次身!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