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两股新政治势力之一是新贵派，代表人物是醇亲王载沣，他也是光绪的胞弟。现在载沣进入军机处己经近两年了，由于有慈禧的扶持，而载沣本人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虽然没有大的出彩，但也没犯什么错识，而旦现在己经建立了一个以醇亲王一系的亲属人员为主的班底。

    当然载沣能够被慈禧选中，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主要是他的嫡母是慈禧的妹妹，而妻子是荣禄的女儿。因此在私下里也有人传言，慈禧这是在准备光绪的继承人。虽然在庚子国变之后，慈禧己经放弃了废除光绪的打算，不过光绪一直都没有子嗣，虽然还算年轻，但身体一直多病，准备一个继承人也是完全应该的，而当年光绪继承同治的帝位，也以弟及兄，而且现在局势复杂，清廷虽然稳定下来，但国家需要一个成年的君主，载沣是光绪的亲弟，选他做光绪的继承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另一股势力则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是瞿鸿禨，还岑春宣。其实清流派在同光时期，一直都是清廷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以“勇于言事、标榜风节、经世匡时” 标榜自己，而当朝廷主要是利用清流派来制衡洋务派，张之洞、张佩纶都曾是清流派的重要干将。不过清流派大多都是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眼高手低之辈，因此要么是像张之洞这样转为洋务派，要么像张佩纶，彻底告别官场。

    其实瞿鸿禨和当初那批清流派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庚子国变时随慈禧太后西逃，忠心耿耿，又承担了撰旨之责，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在归京之后很快就进入军机。不过瞿鸿禨是这时清廷十分少有的清正廉洁官员，其个人操守，足可以与包拯、海瑞相比，但这样的人往往的自诩清高、而且具有一种使命感，对看不惯的事情都会直言进谏，丝毫也不留情面，和早年的那批清流派确时有几分相似之处。

    慈禧也有意把瞿鸿禨打造成新的清流首领，因为这批人虽然干事不行，但骂人却是拿手，因此在必要的时候，确实很好用。

    这一次军机处的变动，这两派都没有什么损失，各有一人在军机处里，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是慈禧倚重来平衡朝政的重要力量。

    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中立派，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张之洞，还包括早一步退出军机的王文韶。这一派的特点是都是官场的老油条，而且为官多年，威信素著，本身就极有影响力，倒向那一派别，那一派别就会声威大振。当然他们也不会轻易的偏向某一派别，而是和朝廷保持一致，由于他们都是老于世故，并精通为官之道，因此对朝廷动向的预判都十分精准，往往也成为带动大部份官员倾向的风向标。

    慈禧的手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利用实权派做事，用其他几派系牵制实权派，并互相掣肘。而越是简单的道理，就越是体显慈禧把政治权谋己经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而新的军机班子组建之后，刚刚进入军机处袁世凯立刻上奏朝廷，请求派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原来日俄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这时日本己经取得绝对的优势，而且在战场上取得相当辉煌的胜利，在中国的媒体舆论看来，日本蠃得这场战争，己经是稳操胜券了。

    但总结日本能够战胜俄国的原因，中国舆论基本都归结为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因为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是专制国家，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战争，立宪国家一定胜于专制国家，因此中国想要富强起来，就必须立宪。有的媒体把华东政府也拉进来，说华东政府也是实行立宪制度，才能在庚子国变期间击败八国联军，可见立宪强于专制。

    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把立宪政体的本质弄清楚，更是没有把日本战胜俄国的根本原因搞明白，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和两国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严格来说，日本也不能算是标准的立宪国家，而俄国的专制程度，其实也比清廷好得多，而华东政府的制度更是和立宪政体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华东政府也并没有作解释。

    于是从1905年初，在中国就形成了一股要求朝廷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的舆论风潮，包括相当一部份地方督抚大员、士绅、乡贤，驻外使臣等也都上书朝廷，要求立宪。袁世凯的这个建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而袁世凯的这个建议，也在清廷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首先是在军机处里，除了庆亲王支持袁世凯之外，张之洞不置可否，其他5个人全都反对，由其是世续、那桐直接就和袁世凯吵了起来。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并没有把立宪政体弄清楚，但还是了解一点的，立宪和原来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施行了数千年高度专制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肯定会引发极大的争议。在某些官员，由其是满族官员看来，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足可以抄家亡门了。

    其实袁世凯提出这个建议，是有自己的考量。袁世凯能够发迹，戊戌政变是一个关建点，在戊戌的关建时刻，袁世凯选择投靠到慈禧这边，为自己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袁世凯飞皇腾达之际，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得罪了维新派、得罪了光绪，逃到海外的维新派更是将袁世凯视为维新的叛徒，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当然，在当时这个隐患还并不严重，因为维新派己流亡海外，翻不越多大浪来，而光绪只是傀儡皇帝，实权都掌握在慈禧手里，又能把袁世凯怎么样，何况那时慈禧已打算废了光绪，袁世凯更是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但时局的发展却大出袁世凯的意料，历经了庚子国变的大折腾后，慈禧竟然没能废得了光绪。尽管光绪现在依然是傀儡皇帝，但皇位却似乎稳如泰山。而且慈禧已是70岁的老人，还能有几天，光绪虽然体弱多病，但毕竟还不到40岁，活得比慈禧更长，是有很大机率的，一但慈禧先于光绪去世，那么光绪就将真正亲政了。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慈禧把载沣选入军机处，大有把他培养成光绪的继承人的势头。

    袁世凯也顿时紧张起来，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他或许不敢怨恨慈禧，但对自己却是完全不用顾忌的，因此未来无论是光绪亲玫，还是载沣上位，自己恐怕都没有善果，而且这几乎就是个死局，根本没有办法破解。

    不过要求立宪的舆论浪潮让袁世凯看到破解的希望，袁世凯到是对立宪有些研究，知道立宪是要限制君主的权力，将君主的权力框在一个范围之内，因此袁世凯也立刻意识到，如果大清转为立宪政体，限制皇帝的权力，那么自己将来的平安也就有保障了，于是袁世凯趁着现右民意沸腾之机，上折要求朝廷立宪。

    军机处己是乱成了一团，庆亲王也控制不住局面了，只得决定请慈禧、光绪御前裁决。其实面对着汹涌的舆论，慈禧也不能不为所动，她毕竟是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并不像满族权贵那么无知，现在的朝廷还十分脆弱，对民间舆情可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在清廷的傍边还有华东政府这只大老虎蹲着，稍不小心，被海外华人利用，他们可是相当会利用舆论的，说不定就不好了。

    立宪好与不好切不论，但首先要弄懂立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袁世凯说立宪会使清廷富强，而世续、那桐立宪只会让大清亡国，但都没说清楚立宪到底是什么？因此在御前会议上，慈禧首先发问，立宪究竟为何物时，双方都哑了嘴，世续、那桐根本就没怎么研究过立宪，只能一口咬定立宪全夺君之权，驾空皇权，以至亡国。

    袁世凯当然也不能说立宪是要限制君主的权力，不过袁世凯毕竟反应机敏，立刻反问世续、那桐，英、德、日本均为立宪之国，但国不仅没有灭亡，君权也未被架空，反到更为强大，可见立宪不会亡国。而世续、那桐也答不上来。于是这次御前对答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结束。

    就在这时，湖南巡抚端方入朝，受到了慈禧的召见。原来在庚子国变时，慈禧逃到西安，当时任陕西巡抚的端方护驾有功，因此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而端方虽是满人，但却是个维新派，在戊戌年间就积极参与变法，颇有建树，而庚子国变后清廷推行新政，端方历任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每任都在地方上除旧革新、兴学助教，同时也主张朝廷立宪。

    慈禧正愁没人给自己详细解释什么是立宪，又不相信袁世凯，正好端方入朝，他又是主张立宪的，于是召他入见，好问个明白。

    端方不仅是力主维新，施行宪政，而且和袁世凯还是儿女亲家，因此自然要帮袁世凯。于是端方在慈禧面前大谈立宪的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并且还列举日本的明治宪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皇位，由皇族男系子孙继承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行使立法权等等。这样可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大清统治的合法性。

    慈禧听了以后，也颇有些心动，慈禧虽然读书不多，但对政治权术有一种天生的才能，端方所说的合法性，换成传统的中国语言也就是大名份。慈禧当然知道，在中国政治中，大名份是相当重要的，自己之所以能垂帘听政，历经同治，光绪两代，掌控朝政大权，很大的原因在于同治、光绪即位时都是幼童，慈禧可以以太后的名份干政，这在中国历史中，是符合大名份的。

    过去中国的王朝都是以“天命”做为自己统治的合法前提，但进入现代社会，从西方各国传入自然科学知识，所谓的天命已经忽悠不了人了，而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到也不失为一个可行之策。

    于是就在第二天，慈禧终于下旨，接受袁世凯的建议，派官员出国考查，当然考查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国家政体，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以博取众家长。

    并且责令军机处，拟定出国考查大臣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