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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保心满意足地去了。

　　留下王锡爵与王衡沉默半天，但他们父子俩似乎也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爹，如何与娘交代？”

　　忽然，王衡开口问道。

　　“其实不用交代，这无异于圣旨。”

　　王锡爵如是般回答。

　　“就因为是皇上的意思，所以孩儿才担心娘又要抱怨，对皇上不敬。”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与她说。幸得皇上信赖，焉有不去之理？但爹对你唯有一个要求，无论你去哪里，又或是做什么，一定不要忘记读书。”

　　“孩儿谨记。”

　　“不得不说，皇上是一个奇人啊，出去长长见识也好。”王锡爵感慨地道，“而且我总有一种预感，皇上似有深意。”

　　“哦。”王衡也只是点了点头。说心里话，他与朱翊镠其实并不熟。

　　“爹还是那句话，你早已经不是孩子了，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多谢爹的理解。”

　　“去吧，既然你我都答应了，皇上这两天肯定要召见你。”

　　“孩儿先行告退，爹早点休息！”王衡带有两分忐忑转身而去。

　　留下王锡爵一人又沉默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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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一早，冯保便将王衡答应去江陵这个消息告诉了朱翊镠。

　　冯保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可在朱翊镠看来，即便没有冯保充当说客，也能料到王锡爵与王衡父子肯定会答应。他自始至终担心的只是王衡的母亲。

　　然而由于观念的差异，冯保以为只要王锡爵与王衡点头，就没王衡的母亲什么事了——因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女人做不得主。

　　因为要召见几位阁老议论要事，朱翊镠也无暇细问，只能等召见王衡进宫时再说了。

　　这又是一次只有内阁阁臣而没有其他官员参加的召见。

　　申时行、余有丁、王锡爵、王家屏都到了，地点还是在云台。

　　“不知皇上这次召见又所为何事？”朱翊镠还没来，申时行问道。

　　除了王锡爵，没人答得上来。若非冯保提前透露，任凭谁也想不到。

　　朱翊镠带着冯保、陈炬、张允修现身。嗯，他这次特意带上张允修。

　　坐定后。

　　朱翊镠也不转弯抹角，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将在保定府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改革，内容就那四点。

　　除了王锡爵，申时行、余有丁与王家屏三个像做梦似的怔愣半天。

　　将保定府作为重点改革对象都不感到奇怪，他们几个现在也明白了朱翊镠改革将逐步推行，并非一蹴而就。

　　至于选定保定府也很好理解，一来保定府与京师所在的顺天府挨着，同属北直隶管辖，易于控制；二来当然是因为张静修孩子丢了。

　　重点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清田均田不难想到，毕竟宛平县正在进行中，而大兴县即将进行，朱翊镠的目标则是针对整个大明天下。

　　保定府当然也逃不过去了。

　　其次，第二项内容，切断对保定府境内所有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也不难理解。信号早就放出去了。

　　真正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第三项与第四项改革内容：废除保定府境内所有爵位以及取消里甲制。

　　但准确地说，第三项改革对他们的震撼也极其有限。毕竟都要切断对皇室宗亲的一切供给，那废除爵位似乎还在情理之中，又算得了什么？

　　最让他们感到震撼的是第四项改革内容：取消里甲制。

　　正如冯保所指出的那样：里甲制是大明王朝基层的统治基础。

　　里甲制起源于大明初期，的确是大明王朝的基层组织形式，也是大明王朝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之一。

　　其基本形式或内容是：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由丁粮最多的十户担任里长，其余一百户称为甲首。里中无力承担差役的鳏寡孤独人户称为畸零户。

　　十名里长以十年作为一个周期轮流应役，先后顺序根据丁粮多寡预先编排，每年由一名里长率领十名甲首应当差役，并负责“管摄一里之事”。

　　里甲制与后世乡村户籍制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意见领袖规范地方基层的权力结构，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里甲制算不上明朝独创，早在公元前，管仲在他的《管子·立政》中就详细介绍了一种“里甲制”的管理模式。

　　其主要内容为，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设一里长，然后逐级增加户数，并设立相应管理者。

　　如此一来，从穷乡僻壤直到中央皇帝，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管理网，一切都在管理控制之中。

　　这样的里甲制，不但可以用于日常的治安管理，还可以用于收取税金的系统。一旦到了战争年代，甚至可以成为征集军队的体系。

　　现代社会的户籍制，从本质上说与这一体系没有多大不同。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的里甲制，尽管是自上而下赋予地方社会的、统一的行政性组织，但在当时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容纳基于地缘、血缘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和组织。

　　一方面，由于里甲的首要任务是提供朝廷所需徭役，编排时必须考虑各里之间人丁事产的均衡问题，因而对富室大户聚居的较大自然村的分割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一方面，朝廷又试图保持既存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相对完整性，因而强调“凡编排里长，务不出本都”，在推行粮长制的地区同样以“都”为基础划分粮长管区。

　　可以说，朱元璋的目的并不是抛弃或打碎原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秩序，而是试图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形成人口居住、土地占有和赋役责任高度结合的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控制的一元化格局。

　　从《教民榜文》等文献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朱元璋的政治蓝图中，里甲的功能绝非仅限于赋役的科派和征收，每个里甲都应当是一个对地方各种公共事务统一管理的行政组织，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合作社区。社区中的成员要相互帮助相互监督，本社区的成员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去，外来的成员也不能在本社区随意活动和居留。

　　客观地说，明代的里甲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不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基层人口，促进了社会稳定，巩固了统治基础。同时里甲制也提供了更广阔的赋税和徭役来源。

　　但里甲制的缺陷也很明显。

　　一方面作为里甲长官的里长和甲首缺乏一定的自主权，不仅没有掌握实际权力，而且经常受到上头的压迫，因而滋生了里甲制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地主豪强又可以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将各种名目的赋税强加到百姓头上，导致百姓不堪重负，进一步扩大不稳定因素。

　　当然，这只是很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里甲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与土司制一样，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到了必须废除的地步，否则大明的统治基础真的要全面瓦解崩盘了。

　　里甲制的废除已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历史趋势，其实当时许多士大夫也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社会现实，只是无能为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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