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国思想与理念，堪称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华，他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措施，绝没有超脱既往三朝众多的改革的范畴，在影响与力度上，更难与之相提并论，哪怕是以谨慎、保守著称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创新。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在秉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凭着满腔的热忱与忠心，范仲淹对帝国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当然，本质而言，范仲淹的种种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汉帝国这艘巨轮航行过程中的偏向与谬误，而对帝国一些深层次的、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显得无力。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笔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朝堂上出现了最怪诞的一幕。“范党”高举“祖制”，欲匡扶帝国为政之失，改兴除弊，而“保守党”们，则同样高擎“宗法”，进行批判攻讦，势必要维护朝纲正统，祖宗成制。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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