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冬季，朔风裹挟着北方的寒意持续南下，皇帝刘旸又披上了那件缝缝补补穿了二十多年的貂皮袄子。

垂拱殿内，枢密使曹彬与兵部尚书向德明奉诏觐见，君臣三人就海外封国事宜，进行一番商讨。

讨论的事情离不开援助事宜，且显然与军事相关，具体来讲，就是林邑王刘曙向朝廷打了一份报告，希望朝廷能够调拨一批军械、马匹，以御敌寇。

这也可以算是半岛战争的后续了，真腊虽然与朝廷媾和，但与林邑国、临海两国之间的争端，却没有停下，相反，在真腊国稍微缓过劲儿来后，愈加激烈。

相比于北面的兵马土地损失，占领了河洲地区的林邑国，才是卧榻之侧的威胁，如鲠在喉。

因此在取得与大汉中央的罢战，在确认汉军大规模撤军之后，大量的真腊士兵开始南下，除了从都城“吴哥”派遣的中央军队，还包括一大批在汉军袭扰中损失惨重的贵族、部族私军以及真腊平民。

不得不说，经过那么一场与大汉帝国的战争之后，真腊国被打痛的同时，作为统治主体的高棉人也觉醒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姑且称之为民族意识）。

事实上，从真腊与林邑相争，并演变到主动进攻大汉安南，这都是半岛土著国家面临危机下，几乎本能的一种反应。

而今日这一幕，或许早在三十多年前，在大汉商民扬帆南下，海军舰队横海出击之时，就已然注定。当与真腊联系紧密的南洋诸国逐一为大汉消灭之后，亡国的危机与阴影，就彻底降临到真腊国的头上了。

虽然被中央帝国视外蛮夷之流，但世居半岛的高棉人，也是一个成熟的文明，有自己的信仰，也有一套国家管理体制，是不可能束手就缚的。

不知觉间，真腊不再视中央帝国为天朝上国，相反，那是贪婪残暴的洪水猛兽，需要严防死守。

于是，与林邑国的冲突多了，驱逐杀害汉人商民的情况增加了，乃至于发生了这么一场直接挑战大汉帝国体系的战争。多少有那么一丝悲情，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高棉人失败了，但至少挣扎过。

当发现中央帝国大不好欺之后，真腊国这边也不得不认怂服软，考虑起一些实际的问题来。而在雍熙六年下半年，对真腊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如何抵御乃至反击林邑、临海这两个“虎狼之国”的入侵。

当真腊国组织反击，大批军民南下之时，林邑国这边的压力自是陡增。打仗，汉军汉民都是不怕的，而正面对决，凭借着出色的装备、组织与指挥，不说以一当十，以一当五总归是有自信的。

但真腊人长期的拉扯之中，也长了经验与教训，不再莽撞地与汉军硬碰硬，而是充分发挥其优势，本土作战与人口优势。

而这两点，恰恰是时下林邑国之短，作为统军主帅，刘珙率军三次出击，都击退、击溃来犯之敌，并且取得破敌两万余人的战果，但从战局上来看，真腊人却在不断南下，夺回了不少城镇、据点、土地，甚至将汉人赶出了洞里萨河流域。

归根究底，还是在半岛战争中林邑国步子迈得太开，吃得太饱，撑到了。以其人物力，实在不足以在保卫国土、弹压不臣的基础上，再生顶硬抗高棉人的反击。

但是，不能抗，也要抗，但需要讲究方法策略。后经大将刘珙一番琢磨之后，提出了一套御备措施，核心就八个字：立足于守，出动出击。

刘珙认为，若拼人力，即便再从国内移民二十万，也未必拼得过真腊国，并且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的。

而真腊军民不断袭扰驻军，杀害汉人移民，挑动国内部族叛乱，也恰恰打在林邑国的七寸上，毕竟他们对国内的掌控力，很难谈有多高。

于是，综合几个月对真腊国反击作战暴露出的问题，刘珙提出了他的防守策略。那就是立足于巴山、巴南、茶岭、新市几座湄公河下游的堡垒防御真腊军之骚扰进攻，保护移民，弹压部族，在此基础上，组建骑兵，提升机动能力，派遣精干力量，不断北上反袭扰真腊国。

如此，不仅可以通过抢掠夺取一定人口与物资，还能打乱真腊人的节奏，总而言之，就是要拿下防御的主动权，被动防守，只能左支右绌，立足于战，将战火烧到敌国，方可保境安民，恢复生产

而要短时间做到这两点，就离不开朝廷的支持了，首先保证一套坚实的防御体系，林邑国这边首先想到了火炮，其次组建高机动的出击力量，半岛缺少的马匹，自然也想着从母国引进。

于是，一道委屈而动情的求援书，最终上呈到洛阳殿堂，摆在皇帝刘旸的案头。

对于此事，刘旸暂时没有表态，而是想听听曹彬与向德明的意见。结果，向德明有限支持，曹彬谨慎反对。

向德明是在安西待了十年的，深知开拓之艰辛，而林邑国的请求也并不过分，火炮作为国之利器，不管是在进攻，还是防御上，都能提供不俗的助力。

曹彬的反对，则是基于中央帝国在安全上的谨慎，火炮终究是国之利器，若是对封国武装太过，虽同出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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