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汉而言，过去的三年，是开国以来外部环境最良好的三年。最大的改变就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小，甚至可以说，在新的边防体系构成后，契丹已无法对大汉朝造成太大的威胁。

最主要的，还在于辽国本身的情况，不容乐观。汉辽大战所造成的创伤，可是刻骨铭心，时至如今，辽国仍未从中缓过劲儿来。

虽然在辽国君臣的努力下，也奉行休养生息之策，发展生产，但大量精壮人口的损失，根本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得到恢复的。

在对外，辽国采取收缩势力的做法，尤其与大汉接壤的地区，更是严禁牧民南下游牧，尽量与大汉保持着安全距离。

大汉山阳的驻军，时不时地遣轻骑北上，巡察长城内外，趾高气昂，展示军威。但在民间，在双方上层的默许之下，汉胡之间的贸易却得到了重新发展，并日趋繁荣，并且在乾佑十四年就恢复到了大战前一年的规模。

大汉这边，是一举两得，既有政治意义，也有经济收益。来自草原的牛羊马驼，给重建的山阳提供了足够多的畜力，并且大利财税。辽国这边，也通过交易，获取了来自大汉的盐茶酒粮布陶瓷器等物资，这也是饱受战争影响的辽国十分稀缺的。

当然，在贸易之中，辽国普通的部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生计仍旧困苦，虽然是游牧国度，但是牲畜也不是无限的，其牧养也是需要时间，需要良好的游牧环境。

但不管如何，在双方都秉持着和谐发展的情况下，北方局势，还算安宁，虽然偶有冲突，但无碍大局。

不过，战后汉辽之间的关系，还是处于敌对的紧张状态，虽然只是表面现象。大汉无意北伐，契丹则无力纷争，只是在大汉手中吃了那么大的亏，为了安抚国内情绪，也需要通过树立这么一个强敌，用以凝聚人心，缓和国内矛盾。

但打耶律璟与有识的辽臣心里，短时间内是完全不打算与大汉再启战端的。他们所奉行的国策，就是休兵养民，积攒实力，默默等待机会，等待复仇的机会。

当然，一场汉辽战争，也使得契丹人对大汉实力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了解，关于未来的汉辽交锋，辽国将臣中如耶律贤适、耶律斜轸者，提出了新的构想。

耶律贤适是有与石守信、郭崇威在阴山以南的游击经验，耶律斜轸则是亲身经历了汉辽之间的正面交锋，多有体会。

二者的意见，今后汉辽战争，当尽量避免与其正面决战，而以广袤的草原做战场，倚仗其主场纵深优势，充分发挥辽军的机动能力，袭扰、拖延、迟滞、疲敝之，而后寻机破敌。

这样的改变，是大败之后，痛定思痛，不得不做的改变。但是，这也意味着，辽军的战略战术，趋于保守，自动把自己代入守方。

另一方面，虽然在汉辽关系上，契丹采取了避其锋芒，收缩势力，耶律屋质却向辽帝提出了一个战略，那就是西征，向西面拓展势力范围。

一直以来，辽国的统治核心区域，一直在东北部，与过往的草原霸主所不同的是，对西域却没有更深的开拓。

按照耶律屋质的建议，辽国向西发展，既可夺取土地草场，丰富人口，还可掠西部部族以肥其身。更重要的，若能侵入西域，乃至扼断河西走廊，那在将来的汉辽战争中，可供辽国选择的余地会更多。耶律屋质也不愧是辽国上层中少有的有识之士，这是着眼于将来了，大汉这些年在西面的开拓，可是瞒不过明眼人的。

对此，耶律璟是持认同态度，南面大汉其势正盛，不可与之争锋，但西面的势力，于大辽铁骑而言，又算不得什么了。

西进的国策虽然定下，但却视为绝密，只有少数辽帝信得过的文武知晓。一者，以辽国的情况，在短时间内无法组织起一股足够强大的西进力量；二者，辽国若西进，汉军也必有反应。

因此，在正式启动前，辽国需要做好更充足的准备。这就不得不说刘承佑派李万超收复河套、重建九原的决策了，这不只巩固边防、拱卫河西，还影响到了辽国的西进。

不过，这些都难影响到辽国的战略决策。这三年间，辽帝耶律璟出巡的次数多了，而其中向西的狩猎活动就有三次。

而耶律屋质，在向耶律璟提出最后一条进策后，就在乾佑十三年春，伤情恶化而亡，给杨业的功勋上又添一道光彩。从高模翰、耶律琮、耶律挞烈再到耶律屋质，一场大战，使辽国应历初年的名臣大将，足足殒落了四员。

耶律屋质之死，对于辽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损失，其威望之高，功勋之重，堪为辽臣第一人。对于这个扶立自己，辅弼自己的良臣，其逝去，耶律璟十分悲痛，最终给他以极其崇高的后事尊荣。

从整体来看，辽国外部的环境可称良好，恶劣的内部情况也得到改善，逐渐趋于安稳。但是，其内部仍存隐忧，持续了三十年的皇位承继矛盾，不是一场血腥清洗就能解决的。

三年前那场叛乱，虽然解决了一大批的政敌，使得耶律璟个人权威大涨，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并未消除，并且血腥的杀戮，让很多人与耶律璟离心离德。最重要的，是作为核心统治集团的内四部族力量遭到了极大削弱，这是个不小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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