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皇帝刘维箴，综其帝王生涯，最让人诟病的，不是政治上的不作为，而是贪恋美色、耽于享受、宠信宦官。前者出了问题，自有执政大臣们担责背锅，而后者，则是评价一个皇帝德行的重要指标。

虽然，后者很多时候往往能视作皇帝的私务，无关大义大节，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皇帝的家事与国事可没法这么简单地切割开来。

皇帝的表现如何，对帝国的影响从来都是深远的，包括刘维箴这样一个太平天子，毕竟，他坐在几代先皇打下的基础上。帝国体制赋予皇帝的权力，即便染上了尘埃，其根本上依旧是强势的。

而刘维箴，在享受了二十多年美色之后，也终于遭到反噬，并且，将朝廷内部最大的矛盾彻底引爆。

二十四年初春的“马上风危机”，刘维箴是实实在在往鬼门关走了一遭，事发之时，如非宫娥尖叫，侍候在外的宦官蔡诀闯了进去，凭着自身掌握的“医学经验”，采取了一定紧急措施，或许刘维箴当场就驾崩了。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蔡诀，这真的是个老谋深算的大太监，鉴于皇帝渔色的习性，私下里，很有预见性地同御医学习相关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需，最后还真用上了......

但即便如此，在一干大医国手的努力下，又是施针，又是用药，刘维箴也足足昏迷了一日多，方才苏醒过来。

作为帝国皇帝，尤其一个在位时间不算短的皇帝，对于帝国的整体格局而言，就是一个最佳稳定器。

即便他怠于政务，久不临朝，但只要他待在皇宫中，修道也好，渔色也罢，他存在着，那么不管外朝斗得有多凶，政局有多乱，都是有个最基本限度的。

当然，所谓的“底线”其实是很低地，真到那个程度，那么大汉帝国的毛病也必然很是深重的。而有一种状况，则能够轻易突破所谓政治斗争的底线：天崩地裂。

在大汉帝国，难道还有比皇帝大渐更严重的事情吗？绝对没有！

比起煌煌至尊之位，那些权贵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尚书令之职，又算得了什么？

当然，不是因为刘维箴这一倒下，大汉帝国冒出了多少乱臣贼子，而是因为，当帝国面临天变之际，那此前政治斗争原则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还是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其中牵涉的权力、利益之争，是以让所有局中人刺刀见红。

于是，当消息传开之后，各方势力闻风而动，不只是在朝重臣，许多沉寂已久的勋贵也都忍不住浮出水面，至少有密切观望局势发展的举动，京畿流言风起，局势波诡云谲。

当然，所有人秘密应对准备之余，最关心的，除了对手的动向，便是皇帝的具体状况，而一切行动的准则与前提，都以龙体安危为先。

刘维箴昏迷了整整一日还多，而一日的时间足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想见，在此期间，随着时间流逝，宫廷内外是怎样一种紧张的局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作为尚书令的王士廪，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甚至于，迫于几年来朝中始终高企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而凭借着尚书令的权威与便利，他也能做得更多。

但有些事情，往往是多做多错，尤其王士廪本身就处在一个敏敏多扰的位置上。

如果可以，王士廪也希望刘维箴能够圣寿延年，但情况紧急攸关社稷安危了，做一些应对准备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为国家大局考虑，他可以做此解释。

于是，在确认皇帝昏迷，并且长时间不见好转之后，王士廪开始行动了。

如果说，联（强）合（迫）众宰臣，对朝廷诸部司衙署进行紧急管控，还属他职权范围内的维稳措施，那么以尚书令名义，敦促枢密院下达戒严令，乃至于越过枢密院与几名禁军将领取得联系，并通过武德司监察京畿，这系列行为就很难逃脱逾制乱法的嫌疑了。

王士廪的祖父王玄真，履历实在丰富，从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辅政宰臣（康宗时期），给王氏子孙打下了丰厚的底蕴。当王土廪崛起之时，那些底蕴也就逐渐转变为实力。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王士廪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帝国军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并不乏强力实权部门。

由此可见，正统时代下王士廪这个尚书令的权威有多强大，也可知在过去的八九十年间，帝国政治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迁。

若是在世祖时期，宰相把手伸多长，他坟头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与赵普相争的卢多逊了。即便从太宗时期开始，对“首相”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对其权责也是有相当严厉的约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说，他统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收权、揽权，强化皇权上。

也就是到刘维箴继位后，尚书令的权威是一任比一任强，直到出现王士廪这样一位权谋家。但有一说一，王士廪的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起这样一个权相。

与此同时，以汉帝国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格局，其强大、顽固程度，实则也非王士廪所能轻易撼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皇帝刘维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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