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六年秋八月，几乎不约而同地，北廷王刘文共、康居王刘文潜亲自率领使团，携带重礼，西来河中城，目的有三。

其一，庆祝中秋佳节，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中亚三国王室没有一起欢聚团圆了；

其二，自是为安西取得对ysl军的史前大胜，二王亲自前来道贺，也感谢安西为汉家的安全、尊严与荣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

其三，实则也是最为重要的，带着一些陪礼乃至请罪的意思。

对于“六次大战”，实际上不管是康居、还是北廷，都异常关注，并且两国都进行了足够的战争动员与准备，否则康国如何能以迅雷之势，拿下伽色尼东北部那片领土？甚至于，在战争后期，康国已经主动加入战场，向伽色尼国发动进攻。

至于北廷国，则默默组织起三万步骑，比起高州战场，人数虽不多，但却是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统帅还是北廷最能打的将领睿侯刘继琨（刘文共之侄，第一次明城会战一战成名）。

对二国来说，坐壁观望确实存在，从现实利益考虑，如果再让两国为安西的安全与国家利益去流血牺牲，那也是强人所难。为汉家，为文明，这些都太空洞宽泛了，随着时间推移、诸国离心，都不如权力、利益来得实在。

从二国的角度来说，安西最好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抵御住ysl的反扑，这也是它的义务与责任，谁教他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也占据着最丰饶的土地与河流，更处在第一线。

腹黑如张寒者，他期待的则是安西与伽色尼两败俱伤，那样将会给北廷国后来追赶，乃至取而代之的机会。

当然了，安西的硬实力摆在那里，没那么脆弱，不会为ysl联军轻易击破，即便出问题了，遭遇败绩，自河中城以东还有大片腹地纵深，也足够北廷、康居二国军队入场，挽救危局......

只不过，那种情况下的联军，安西就得付出一些更“贵重”的代价了，连中央帝国都不无偿援助了，难道还要期待封国之间亲密无间？

唯一让人意想不到的，安西从始至终都没有向二国遣使说句求援的软话，就单独一家把事情给办了。那可是几十万ysl军啊，统帅又是马哈茂德这个盛名几十年的君主，竟然被刘文泽这个“后生”打得溃不成军，坠落深渊......

再多的想不到，在事务已成现实之后，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了。不管是文化还是血脉因素，都导致北廷、康居二国，在面对安西的时候，会产生那么一丝尴尬心理。

中秋节前的河中城，其繁盛状态，就像正如日初升的王朝一般，一派生机，都邑之盛，冠绝中亚，有如一颗汉家文明孵化的明珠，璀璨夺目，这也是一座集汉家文明之大成的雄城。

而在刘文共、刘文潜二王到达之前，河中城已经聚集了各方代表与诸国使节，尤其是被安西刚征服不久的齐亚尔、波斯东北部、巴尔赫地区的那些贵族代表们，更是殷勤前来，为安西王贺。

过去的几十年，在广阔的中西亚地区，汉族繁衍生息，扎根发芽，除了与ysl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外，属于汉文明强势的一面，也渐渐起到了同化作用，对于这片地域的国家、部族们来说，反对、抵抗不了，那就只有接受、归化了。

即便那些常年角力、厮杀激烈的一线地区，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在内，都从事实上习惯了汉人的存在以及汉文明的传播。习惯是一种细思极恐的事情，剥削者习惯掠夺，被奴役者习惯麻木，就连战争、杀戮与死亡，都是一种习惯。

汉文明的一些特色习惯，也事实上在中西亚地区传扬开了，比如语言、文字、礼仪、服饰、历法、制度等，还有五大节日......

辖治之外，还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使者，比如钳制着的巴格达哈里发的白益王朝，埃米尔遣使东来河中，向安西表示祝贺，同时表以弥兵和议、互不攻伐、友好往来的意思。

曾经的两河霸主，早已是日暮西山，名不副实，内部也已是四分五裂，本身统治都是岌岌可危，在马哈茂德兵败之后，就更不敢东顾了。尤其在郭琚领兵，灭亡里海南岸的齐亚尔国后，双方之间就事实接壤了。

以汉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安西再次发动西征，以两河地区政权散乱的状态，是根本无法抵御的。于是，白益王朝成为了ysl世界，第一个同汉人王朝媾和的国家。

感其诚意，刘文泽也“仁慈而大方”地同意其请，虽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战之后的安西扩张乏力，需要休养生息，安定国内，并且新征服的土地、人口也需要精力去建立同化统治。

以汉文明精神为指导的中亚汉国，本质上还是喜欢种田发展，也早就过了以战养战的阶段，从刘旻统治中后期，就已经进入到勤修内功的正轨上了，而非追求一味的战争扩张。而两次大战严重的损失，也让国内那些狂热的扩张派冷静下来。

使者不辱使命，成功从河中带回了“和平”与“友好”，甚至结成了通商关系，回到巴格达后收到了王朝埃米尔的厚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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