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五年，渤泥洲，朝晖城（文莱）。

这座坐落于渤泥洲北部的城市，乃是大汉帝国勾吴国都城，是当下渤泥洲内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也是汉文明在渤泥洲内的传播中心。

早在开宝中后期，汉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渤泥岛沿海周遭，并建立了大小不等的贸易点，坤城就是最早的一批的汉人聚居点。

不过，那时帝国的经营重心在南北金洲与爪哇，对渤泥岛只是简单关照，因此汉人在渤泥洲上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对缓慢的态势，对洲内土着邦国渤泥国很谨慎，往来频繁的汉商常互赠礼物以维持关系，对土着的贪婪袭击，也只有基本的扞卫抗击，少有扩大事态。

随着刘昀、刘淳、郭良平率海陆大军南下，灭三佛齐，平定爪哇，世祖皇帝大封南洋，汉军的舰船与军队也第一次大规模入侵渤泥岛（水陆军万余人）。

在洲内汉商的配合下，迅速占领渤泥洲沿岸城镇、据点，这就是一场军事旅行，几乎无难度可言，只在攻取渤泥都城的时候稍微遇到了些阻力，但汉军强大的武力面前，其抵抗也如纸一般脆弱。

建国数百年的古国渤泥，就这样以一种悲凉无奈的结局收场，国灭之后，整个渤泥洲就成为了大汉官军商民的后花园了，自由通商，任意驰骋。

汉人对渤泥道开发程度的加快，也正是从渤泥国灭国之后开始，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洲陆，武力征服容易，文明同化也不算难，最大的阻力，反而是一穷二白的开拓与建设。

到建隆五年，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汉人对渤泥洲的探索，也基本只停留在沿海地区，而广阔的陆地深处，大部分仍旧是处女地，河流所及也大部分被土着部落所占据。

即便如此，曾经的聚居点与交易场，也在汉人商民的主导下，形成了一个个沿海城市、镇甸，当然避免不了来自渤泥国余孽以及不臣野蛮土着的袭扰，但面对这些威胁，都不需正规军，汉人商民武装就能对付。而相比之下，蚊虫、疾病、瘴气这些恶劣的自然生态，对汉族移民的威胁要大得多。

朝晖城，是在原渤泥国都的基础上改造扩建而成，不管在汉人眼中渤泥洲是怎样原始落后，但能够成其邦国，作为都邑，其各方面的条件与基础，总是要优于其他沿海镇甸。

而从封国的角度来说，世祖皇帝与太宗皇帝对吴王刘晖都还是不错的，毕竟这一片洲陆中，文明开发程度最高，也相对最成熟的一片土地，都给了他这一脉。

吴王一脉对渤泥洲的经营，始于雍熙四年，当年吴王刘晖因“公府弊案”被判圈禁一年，府中大权交与世子刘文渝，并交待其经营封地，以避朝中风波。

刘文渝当时便开始调措钱粮，征召人手，筹备出海事宜。以参军郑峙为首，组织起第一批“垦殖团”，人数在两千人上下，其中涵盖了公府扈从、仆佣、佃民、工匠以及从社会上征兆的水手、团丁等等。

当年冬垦殖团自上海港启航，于雍熙五年二月抵达渤泥城，开始了正式的“垦殖”。当时的渤泥城，只有郭良平遣驻的几百军队以及税务官，算是官方管理人员，只能维持基本到简陋的秩序，而其运转实际是由一干汉地大族、富商说了算。

这样的模式，前前后后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年，并且发展得还不错，但其中伴随着的冲突、流血与死亡，也是可以想象的，而罪恶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浇灌出繁荣之花。

而随着吴国公府垦殖团的到来，当地的局面立刻就被打破了，因为真正当家做主、一锤定音的人来了，从名义上与实力上，都是如此。

“吴国公”这条强龙的到来，意味着渤泥城将走向另外一种秩序，必将导致利益的冲突与重新分配，这个过程也注定不可能是平顺的。

平心而论，公府垦殖团的到来，还真就有摘桃子的嫌疑，这对苦心把渤泥城经营出来的几大家族来说，一时间是很难接受的，抗拒心理之下，各种明里暗里的抵触手段也是层出不穷。

只不过，小鬼虽然难缠，但原渤泥国土，可是大汉帝国皇帝钦封与吴公的，有着官方的大义，这一点就不是一干所谓家族能够抗衡的。

而被刘文渝选作垦殖团长的参军郑峙，也不是凡人，至少不是善人，这可是在帝国体制内部从基层打熬出来的人，还曾专门去武德司主管的刑徒营参观学习过。

对于渤泥城几大家族紧张不满情绪，郑峙洞若观火，不过一直没有动手，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垦殖团的安定、南洋官方的联系（尤其是良平岛那边），还有就是把吴国公府的大旗与招牌打出来，宣告这座城池与土地真正的主人到来了。

随着雍熙六年，来自公府第二批的垦殖团支援到达，已经基本熟悉当地情况的郑峙动手了，一场收权归治行动，或者说是立威行动，来得迅疾如火。

就和广袤南洋地区呈现出来的风貌一般，南下垦殖的大汉官民们同样感染了不少野性，甚至少了许多敬畏，几大家族中，竟然有人敢反抗，明晃晃提刀的那种。

一场血拼是无法避免的，即便南下“传播”文明的汉人，有些也需要鲜血，才能将他们的脑袋涤荡清醒。原本渤泥城有“八大家族”，雍熙六年之后，就只剩三个了，并且其中两个都与帝国权贵有关。雍熙六年之时，舍得扎根南洋发展的帝国权贵，实则还不算多，但渤泥城就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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