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请辞？”垂拱殿内，皇帝刘旸眉头微皱，意外地看着拱手肃立于御前的鲁王刘暧，低沉的声音中的隐隐透着些不满。

没错，就是鲁王，就在今岁夏，皇帝刘旸又给他的兄弟们加赐恩典了，当然针对的只是部分人，其中刘暧以辅弼有功晋鲁王，刘昭则以世祖嫡子之尊晋燕王，同时还有十五皇弟刘晅赐蜀公，十六皇弟刘曜赐韩公。

至此，世祖皇帝所出一十六子，悉有名爵。刘曜排名老末，年纪轻，封爵就是单纯的恩典，相比之下，十五刘晅就要悲催得多了。

早就到了封爵的年纪，只是因为当年忤逆世祖皇帝之意，做了不愿分封救国的出头鸟，被单拎出来敲打，杀鸡儆猴，再加上后来惠妃的求爵言行触怒先帝，以致于刘旸都登基了，刘晅还是没名没分的，处在一种万分尴尬的境地，在京畿上层权贵中时刻抬不起头来。

说来也是心酸，刘旸这道恩典落下，总算是解决了刘晅的尴尬，使二十四岁的刘晅，终于能够“抬头”做人。

对刘晅的遭遇，刘旸当然也有所同情，觉得先帝责之太厉，但示之以恩，目的显然也不那么单纯。

收买人心自是其一，至少刘晅母子自此对刘旸是千恩万谢，惠妃更是逢人就夸今上英明仁德，在京畿贵妇圈子里，不断替刘旸扬名。同时，惠妃毕竟姓符，是孝贤仁皇后的亲妹妹，是刘旸的二姨，冲这份关系，徇点顺水推舟的私谊也无伤大雅。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私情方面只占刘旸决策因素很小一部分比重，在封赏诸弟的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隐晦，却更为关键的原因：太子。

毋庸置疑，关于太子的选择，是刘旸上位之后面对的诸多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个，并且避也避不开，从他登基开始，角力便从明里暗里各方面地展开了。

早在世祖皇帝时期，东宫之中就已经不大安宁了，太子妃与赵妃之间，以及他们分别代表的慕容氏、赵氏两股军政力量，明争暗斗，是不亦乐乎。

不过那时候斗争的范围与烈度都有局限，毕竟上头有世祖皇帝镇压着，真闹得狠了，不只自身要挨板子，太子也得跟着吃挂落。

当然，慕容太子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产下皇子，以致于选择收养萧妃所生刘文济，也就导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宫内的斗争都表现在女人间的“争风吃醋”上。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还要从太子妃诞下嫡子刘文澎开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从那时起，太子妃就和当年的符后一般，大义光环在身，无可动摇。

相比之下，原本赵妃最大的“依仗”，就不那么可靠了，毕竟，在大汉的礼制体系中，嫡庶有别，始终在长幼有序之前。

而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比起世祖皇帝的“不偏不倚”，刘旸则始终处在一种犹豫的状态中，态度有些摇摆。

一方面本能地拥护嫡长制，一方面又对两个耗费了他不少心血的年长皇子寄予厚望，后者倒也与世祖皇帝某一阶段的心理和契合。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在登基之前，没有对立太子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讨论；大典之上，也只确立慕容氏为皇后，太子之事只字未提。如此决定，就是想再等等，多看看，容后再议。

太子毕竟事关国本，册立太子也不单单是确立名分的问题，给了名，还要给权的。想想他在册立太子之初，东宫的配置吧，牵涉到朝局，引起帝国中枢权力体系与分配变化，那是一定的。

如果是那样，在许多朝政大事上，尤其是人事问题上，刘旸就不得不多一层顾虑，所谓投鼠忌器，又何必将自己置于那种尴尬境地。

或许也是作为一个帝王的本能，天然地排斥自身权柄的切分，何况，他这皇帝才干多久，才刚开始过瘾，他也春秋鼎盛，何必急于一时......

另一方面，不急于立太子，也是对继承者的一种保护。太子，历朝历代都是不好做的，作为一个当了近三十五年的太子，在这方面刘旸可太有发言权了，最终能够闯出来，黄袍加身，修成正果，那都是大毅力、大智慧、大忍耐的结果。

一者属意难定，二者为自身权柄，三者避免党争，基于这三点原因，刘旸向朝廷释放了明确信号，太子问题暂且搁置。

然而，这终究只是一厢情愿，刘旸想往后延，但其他人却不那么想，也难如他意。过去的半年多，宫里朝上，不停地有人在他耳边念叨提醒，不停地有人上书进言：早定国本，以安人心。

而从那些纷杂的人事与谏言中，难辨忠奸善恶，看得到的只有叵测人心、利益苟且。其中，除了那些什么事都要插上一嘴以显示存在感的清流学究之外，表现得最为迫切的，却是以赵匡义、赵德昭为首的赵氏集团。

在这事上面，他们没什么好遮掩的，身处在那个位置，也遮掩不住，且不说赵匡义的政治野心有多强烈，就算他淡泊宁静，身后也免不了有一堆人推他出来，带领大伙去争。

赵氏，代表着的早已不局限于赵家，还有一大波勋贵、官僚的利益。世祖皇帝当初虽然对赵氏兄弟有所打压，但终究没有下死手，也就导致赵氏始终在大汉内部具备强大的影响力，掌握一部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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