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佑的长相确实是让人不敢恭维,发起怒来,则更添几分震慑,一干京畿道的官僚们大都垂着脑袋,不敢直缨其锋。
赵普推进税制改革,是从人事调整开始,从中枢到几个试点道州,换了一大批人,大部分还都是明晃晃打着“相党”标签的赵普旧吏,揽权之猖獗,吃相之难看,让朝廷上下侧目不已。
应有之义,一大批弹劾章程,纷至沓来,扎堆往刘皇帝案头送,说赵普用人唯私,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傲慢之志日益骄固,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如此云云。
当初卢多逊在朝之时,就经常拿来这些来攻击赵普,如今,又被朝臣们拿来用了,而这一招一向好用,泼脏水的成本从来很低,甭管有没有效果,先用了再说,至少得让皇帝知道他们这些朝廷栋梁的意愿。
虽然刘皇帝任用赵普,给他放权的意向很明显,但是,皇帝毕竟老了,猜忌心重,未必就真的放心赵普如此这般的敛权法,也许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不过,他们的算盘,显然没能打响,面对群臣的汹汹攻讦,刘皇帝反倒更加放心了。正因有这么多人反对赵普,他才更需要自己的支持,而年老的赵普,也难再对皇权造成什么实质的威胁了。
更何况,当初赵普面圣之时,君臣俩已然达成了默契,改革是需要有足够的权威的,而这份权威的来源,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人事组织权力上,人事问题理顺了,有足够多的符合要求的人手去任用,各项事务方能顺利推动。
另一方面,赵普重新拜相,也需要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重新树立权威。毕竟离朝两年多,影响力虽在,较之当年终究有所不如,从朝臣们的反应就可得知,如今可没有卢多逊那等扛起“抗赵”大旗的狠人,但攻击依旧接踵而来。权力这东西,一旦丢失了,想要回到从前,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对于赵普复相后进行的一系列措施,刘皇帝也依着此前的默契,持默认态度。甚至于,面对那些弹劾的章程,还嫌弃朝臣们浪费纸张。
当然,给赵普充分的信任以及这么大的自主权,是基于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得做出成绩,要有切实的行动,要让刘皇帝看到税改的有效进展。
而赵普在这方面,一向是不会让刘皇帝失望的,三个月的时间,在初步做好人事调整之后,紧接着便把难产已久的新制规定正式颁布出台。
事实上,赵普这也有点摘桃子的嫌疑,毕竟此前在大的方向上,李昉率群僚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只差一些细节,而赵普做的,也只是在李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细化,将有争议的确定,遗漏的补充。
与赵普一般,潘佑经过述职,接受赵普的亲自授意,到任京畿后,便立刻着手推动税改各项工作,而他的做法,也同样是从人事调整开始。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前两把火便烧到了京畿道治下的官僚及豪强身上,理由也很强大,继续延续朝廷“反贪除恶”大政,在此事上,潘佑做得是得心应手。要知道,在刘皇帝还没有掀起全国范围的吏治除恶运动前,潘佑就已经这么做了,并且坚持了十多年。
这一回,位高权重了,干起来依旧是风风火火,不留任何情面,其中,除了对京畿治下官僚们的整治外,还把马邑侯党进的侄子抓起来祭了旗,谁求情也没用,潘佑就是拿着皇的话以及大汉铁律说事,气得党进在府中大骂。
潘佑为政“酷烈”之风,再度让人侧目。第三把火,则放在了土地清丈上,对治下各级官吏在作风上提出了严格要求,在目标上制定了明确标准,尤其在朝廷颁布新制后,对其中要求的各地官府详细田亩多少,更是积极落实,要求治下各州府县在中秋以前,把治下有多少田亩悉数查清上报,甚至不惜口出威胁之语,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者,罢官夺职。
在潘佑如此高压鞭策下,京畿道治下各州官府,哪敢怠慢,即便心中不满,也不得不按照他的政令,完成清丈田亩的限期任务。毕竟,潘某人如今正当权,上头又有人,强顶压力是不现实的。
于是乎,京畿治下,许、汝、怀、孟、陈、蔡等州的田亩籍册都按时地送抵颍昌,交由司衙审阅,唯独一个郑州,迟迟未到。
如今,已是十四,在各地士民百姓,都在准备欢度中秋之际,京畿道司的官僚们却不得不继续操持着公务,被叫到司衙,对田亩清丈工作进行总结,制定下一步的税改计划,顺便接受潘使君的训诫。
而潘佑,首先就拿郑州迟慢之事开炮了。郑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京畿道下,除了两京之外,就属郑州称雄了,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人口土地都占全道前列,又处于两京之间,还曾是旧道治,远不是如今的治所许州能够比拟的。
对于潘佑而言,郑州的迟误,就是不尊上命,怠慢公务的表现,洛阳、开封两京,碍于现实因素,职权有限,不能节制,捏着鼻子认了也就罢了,你郑州也敢自行其事,不把司衙的指令当回事,就太骄横了。
因此,毫无顾忌地,便当着众僚属的面开喷。不过,看着潘佑“气急败坏”的模样,一干京畿道司官员们,却持一种看戏的态度,甚至有人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只是在潘佑目光所及之时,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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