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道，灵州。

巍峨的贺兰山脉，像一个雄健的猛士，横断东西，俯瞰河套平原。又仿佛是一道巨大的篱墙，将山东与山西隔绝成为两个世界。

在贺兰山脉东部，山河相交处，随着朝廷的收治，一批又一批的内地汉民迁入，改变当地民族人口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不论在何地，汉民总是吃苦耐劳，也善于经营的。

时至开宝二十年，仅灵州一地，前前后后便迁来了七万多口汉人，分布在黄河沿岸，屯田开垦，放牧养殖。

为此，灵州治下还新增了怀、顺、平三县，围绕着灵州城，形成了一大片汉民聚居地。而有一个完全无法避免的问题便是，大量汉民的迁入，也带了严重的民族问题。

毕竟是久失王化之地，在上百年的漫长时光中，也有太多胡民扎根于此，视其为族地。再加上大汉在收复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少过激的办法，以及开宝年后的抑胡政策，更加剧了这种矛盾。

而汉胡矛盾，族群冲突，始终是影响西北地区治安稳定的一个痼疾。相较之下，灵州的情况还算是好的，朝廷经营以久，三代以来也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这西北重镇的掌控。

但是大汉帝国与过去几代的做法，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朝廷追求的是完全控制，而不是维持一个脆弱的平衡，就难免采取一些强势激进的策略，对当地原本的社会结构、利益阶层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同样引发了诸多不满。

而灵州的稳定，也是靠着朝廷雄厚的势力与汉军强大的战力维系着的。更早的时候，则不仅是胡民的问题，那些被强制徙边的汉民、罪犯，同样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只不过在这二十多年的经营下来，有了自己的土地、田宅之后，再兼需要朝廷的庇佑，怨气方才化解了一些，但也有限。

但不论有多少问题，这些年灵州地区的繁荣是肉眼可见的，作为西北重镇，就意味着朝廷有大量的支持与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当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商贾交流的纽带，尤其在开宝北伐结束之后，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也刺激了灵州的兴旺，从那络绎不绝的商旅驼队就可以看出。

而与山东相比，贺兰山西，却愈显荒凉，贫穷依旧。贫瘠的土地，广大的荒漠，本就注定了荒芜与落后，大汉国土广袤，几乎囊括了整个大西北，其中就包括贺兰山西的广阔地区。

不过，对于一些人与势力来说，荒凉落后也有其好处，那代表着朝廷不重视，甚至可以说是法外之地，这片土地，也难免成为罪恶的温床。

比如常年为害西北的马匪，就经常活动在贺兰山西，大大小小的匪盗，也占据着戈壁与沙漠间的水泊与绿洲，尤其是靠近贺兰山的地区。

朝廷的治安平乱，之所以屡剿不绝，也因如此，没有大投入，根本做不到，即便下定决心，也未必能够做得彻底。

不过，在最近半年以来，西北的匪盗之徒，日子不好过了，黑汗使团案爆发后，引得朝廷震动，龙颜大怒，西北的文武官员以及驻军同样怒不可遏，在赵王刘昉的安排下，对西北治安再度进行一次严厉的清理运动。

凡是有匪盗之嫌的各族各类人等，一律剿杀，钢刀开路，杀戮当先。一时间，整个西北边陲，都笼罩在一抹血色当中。

尤其是那些马匪，更是重点打击目标，这一回，就是躲入荒漠、高山之中，仍旧难以避免来自官军的打击，皇帝怒了，赵王殿下也大失颜面，文武们更是想通过治安剿匪来保住官职，将士也渴望立功，因而上上下下都格外卖力。

当官府与官军开始尽力之时，盗贼流匪自然就倒霉了，逃的逃，散的散，躲的躲，至于抗争，根本没那个胆子，榆林、河西两道驻军，可整整出动了两万骑兵，把当年打契丹的劲头都拿出来了。

对此，匪盗们在怨恨官军的不留情面之时，也不免对那捅了马蜂窝的贼匪破口大骂，他们只想安安稳稳、本本分分地当马匪，何曾想触怒官兵、挑战朝廷的权威，这完全是无妄之灾嘛。

在持续的打击之下，西北猖獗了十几二十年的马匪们，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到九月底，根据各路剿匪官兵的汇报，总计剿杀了大小马匪上百支，消灭匪众过万。

这样的结果，哪怕是西北当地的军政大员们，都有些咋舌，平时似乎没有太深的感触，完全没想到，在大汉治下，在开宝盛世的当前，西北大地竟然存在如此众多的土匪流贼。

战果是巨大，收获也不少，但拿着这样的结果向朝廷汇报，不少人反而迟疑了。以赵王刘昉对刘皇帝的了解，这种汇报上传，就未必是功劳了。

刘昉几乎可以想象，刘皇帝会怎样责问，这么多的贼匪，流窜西北，祸害地方，他们这些文武过去在干什么？是纵容为患，养贼自重，还是渎职懈怠，疏于王事，甚至是兵匪勾结！

在河西案以及卢案相继爆发后，朝廷对西北尤其是河西的清理，动作可大得很，态度手段也那般严厉，让西北的文武们都敏感得很。

不过，再是迟疑，却也不敢不报，甚至不敢有丝毫瞒报，这毕竟也是给朝廷的一个交代，就是赵王刘昉，刘皇帝对他的申饬可是一字不漏地传到他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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