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赵普、曹彬经过一轮简短的商讨，迅速决策，下达制令，两队驿骑，携带密封好的令文及符节，冒雨而出，疾驰北上，分往山阳及燕山北道。

针对契丹主耶律贤之死，刘皇帝派出的吊唁队伍，实在隆重，堪称庞大，足足八千汉骑，齐装满备，一人双马，分两路进兵，目标直指斡难河。

山阳方向，由骁将康保裔领军五千北上，杨业次子杨延朗从之，这是主力，也是吸引目光的一支军队。

另外一支，则自临潢府潜发，由马军指挥使曹光实率领。曹光实乃是剑南道雅安人，属夷人，当地豪强，王师平蜀之时，蜀中的叛乱也波及到了雅州，其家族毁于仇敌。

曹光实负母而出，逃得一命，为求报仇，寻到当时正在川南平定獠人之乱的郭进，并奉上雅州地图以及势力介绍，并自请为汉军向导。

郭进当时在川南正杀得兴起，叛乱的蜀军于獠人都已经趋于臣服，得知雅州的情况，自然兴趣大增。

对于主动前来的曹光实，见面就有好感，听其故事，又考校了他的才略，觉得是个人才，于是果断遣一裨将，分一部军，由曹光实引路入雅州平叛。

结果自然不必多说，半月即定，曹光实则将他所有的仇人连人带族全部杀了，这大概就是郭进看上曹光实的原因了，都是狠人.....

川蜀平定后，曹光实便正式加入汉军，因为协助平定雅州、黎州的功劳，被拜为雅州兵马指挥使。这其中，自然有郭进举荐的功劳，还把他介绍给了向训。

后来郭进到西北任职，想到了在川南镇压平乱的曹光实，又上奏将他调到自己麾下，从那时起，曹光实便跟随郭进在北方领军。

北伐期间，也是随郭进挺进西域，攻灭西域契丹，大败黑汗军队，当时就让许多人认识到，这个南蛮子还真挺能打仗，到了北方居然也没水土不服。

北伐之战后的曹光实，已经成为了汉军的中坚将领，夷人的身份也成为了大汉海纳百川、刘皇帝用人不拘一格的象征。

在郭进的举荐下，向训作保下，曹光实自西调东，任临潢府兵马都指挥使，镇守燕山北道北部，成为董遵诲下属的第一大将。此番刘皇帝要趁机对漠北契丹搞事，自然就想到驻守临潢府的曹光实了。

八千汉骑，自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与漠北契丹的整体实力相比，也是不够看的。唤作平时，这样规模的汉军北上，也不过是日常袭扰，打打草谷罢了，李继隆此前五次北上，率军最众的一次也不过四千骑。

但谁叫漠北契丹自身出问题了，既然露出了破绽，那就难免大汉露出獠牙咬上一口，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刘皇帝念头又要不通达了。

赵普、曹彬之所以赞同大汉出兵，除了用兵的规模不大之外，或许也有顺从哄着刘皇帝的意思。

不过，即便出兵的制令下达了，仍旧特殊地给率军出征的康保裔、曹光实一个交待：此番北上，在于搅乱漠北局势，能战则战，不敌则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保存将士力量为先。

这样的示意，完全反应出大汉朝廷这“搅屎棍”一般的属性。当然，在北上作战上，枢密院给了明确的自主指挥权，任康、曹二人临机决策，毕竟是远征作战，茫茫草原，浩瀚大漠，朝廷就是想搞微操，也没那个条件。

在军令下达的同时，武德司、军情司乃至皇城司，这些大汉的情报机构也都紧跟着发动起来，大量漠北契丹的消息开始向东京汇总。

皇城司对漠北契丹也是派出了一批密探，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确实存在，这还是延续当初派人往漠北搜索寻找远征军踪迹的行动。

后来，张德钧便干脆成立一支针对漠北契丹的细作队伍，当然，其主要目的还在于取悦刘皇帝，毕竟契丹不亡，刘皇帝不安，作为忠犬，张德钧还是很注意主人的感受。

另一方面，也是将皇城司的影响向外扩张的一种表现，毕竟，从成立之初，皇城司的刺探范围就局限于两京，他们的主要职责也只是监控东京舆情。但只要稍微有点野望，便不会自束手脚，张德钧也不愿意让自己“困”守京师。

因此，这些年，皇城司的眼线密探也在朝京外铺开，在主要的大城市展开布控。这自然是有些逾越的，刘皇帝也有所察觉，张德钧也有所汇报，刘皇帝态度是没有态度，实则就是默许。

当然，在对漠北契丹事务上，仍旧是武德司占据主导，毕竟经营已久，而他们所能调用的资源更多，作用面也更广。

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搅风弄雨，也是武德司所擅长的。王寅武收到的刘皇帝的指示也很明确，除了继续刺探收集契丹的消息之外，便是继续实行拉拢分化，哪怕因为大汉的民族政策，已经断绝了大部分契丹部族南下归附的可能，但，终究难免有动摇的，与大汉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往来，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大汉这边多方手段齐下，显然又将给漠北契丹的局势带去更多的变数。而刘皇帝大概是也觉得有些反应过度，在与赵普交谈的时候，还问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

对于刘皇帝这个问题，赵普都有些无语，军政命令都发布了，明枪暗箭也都准备好了，谈及此事时刘皇帝那眉飞色舞、兴趣盎然的表情还那般生动......

不过，刘皇帝又当又立的情况多了去了，面对刘皇帝表现出的“不好意思”，赵普还得面带春风，违心地出言安慰，说什么大汉与契丹生死仇敌，恰逢良机，自当无所不用其极，陛下不要有什么道德上的心理负担，云云。

赵普的回答与解释，从来都是让刘皇帝满意的。

耶律贤之死，牵动着两国的神经，契丹未来局势的发展，暂时不得而知，但大汉这边，却是迅速进入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

刘皇帝之所以不愿意对边军进行大的调整，除了要维护北疆胡民政策的稳定推行之外，漠北契丹的威胁也是原因之一。

当外患的可能降低之后，对内自然也就可以更加安心地推动了。又经过几次同军政大臣们的商讨，终于绝定，对大汉兵制进行改革。

说是兵制改革，落到根子上，还是财政问题。当然，对于军队事务，刘皇帝从来都是谨慎的，以他的态度，也不可能因为财政压力，便自废武功。

因此，李继隆的建言，得到了刘皇帝的认可，商讨出的结果，今后大汉的兵制，将从募兵制转变为募兵与征兵结合起来，落实到具体，对那庞大的在册将士的数量，也将进行切实的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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