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庄继华的话，喻培棣虽然不愿承认却也没生气。自从到广州后喻培棣对广州产生了很大的困惑。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市容市貌上是有变化，可也决没有想象的大，而且沿街的乞丐、鸦片烟馆依然如旧，沙面租界里的印度警察依然拿着警棒对国人耀武扬威，街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游行示威，社会秩序混乱。但你深入后又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里的人对未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有信心，大多数人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而不是那种麻木呆滞。街上经常能看到对市民演讲的学生，沿途也看到收税的军人，可青年军官关心的却是北伐，谈论的是如何消灭军阀；他们厌恶鸦片，视之为革命大敌。

他们真像当初的自己，喻培棣有时这样想到，当初自己何尝不是热血沸腾，认为推翻清廷，实现共和就能使国家强大，就能赶走洋人，就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可共和已经十四年了，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国家人民的状况比之满清时期还不如。

世事无常，当初自己指斥康梁一党与今天的青年指斥自己是何其相似，喻培棣没有分辨，也没有要求说明，只是轻声叹口气。

“我说也有您的原因并非是对前辈的不尊重，只是我个人对当今中国的局面形成的一些看法。”庄继华冷眼旁边，见喻培棣无动于衷，便继续说道：“我所说的有您的错误，其实不是专指您个人，而是指很多人，包括一些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国家今天四分五裂的局面就是由他们造成的。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国民党员认为推翻帝制革命就完成了，于是他们转向争权夺利，他们逐步沦落为打着革命旗帜的军阀、政客，为小团体的利益争斗，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抛到脑后。”

“以川军为例，”庄继华见喻培棣始终不动声色，也不由佩服其沉得住气，便决定加大打击力度，果然，庄继华说道川军时，喻培棣的神情严肃起来：“18年在四川，锦公任四川督军，杨庶堪先生为省长，他们都是国民党人，四川当时为全国少有的几个我党掌握政权的省份，可是随后发生什么呢？锦公与杨庶堪反目，随后我党失去四川，再后来，22年时，锦公几乎独掌四川，可我认为此时的锦公已经算不上一个革命者了。”

喻培棣的神色终于变了，他有些愤怒的对庄继华说：“年青人说话不要太狂，你知道多少，革命不革命非你所能判断。”

“喻将军稍安勿躁，您听我把话说完。”喻培棣生气了，庄继华却沉静下来：“革命不革命不能光靠我说，也不能靠你自己说，我以为观其言，还要察其行。锦公在18年后就提倡联省自知，他为何要提倡联省自知？还不是因为他与广州大元帅府反目，所以他要在政治寻找到一个支持，所以他要提倡联省自治，进一步分析锦公为何与大元帅府反目，其中我们就能看到利益的争夺，主要是杨庶堪与锦公在四川的内部权力争夺；可惜他们在争夺的时候都忘记了自己是国民党员，一个党员不管你居于何种地位，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但锦公没有，在中央作出对他不利的决定时，他走上了利用手中实力对抗的道路，这无疑是他走上军阀道路的第一步。”

庄继华说到这里，喻培棣感到心中阵阵发冷，他没有想到庄继华对川军的了解如此之多，剖析精深，鞭辟入骨三分。

“从此之后锦公就脱离了我党的队伍，直到22年时，他已经逐步陷于困境，才于重新回到总理麾下，锦公唯一没做的是投靠北洋政府，其他赵恒惕做过的他全做过。这一时期的锦公无论如何不能算作革命者吧。”

喻培棣停下脚步，稍后才叹息道：“哪能全怪锦公吗？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事的渊源。这事说起来长了。在同盟会时就有黄兴派和孙文派之别；我们四川军人大部分是黄兴将军的追随者，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将军反对组建革命党，从那时起，黄兴派在党内就受到排挤，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是借口，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借口，都是不得已，所以今天的中国四分五裂都是源以不得已三字。”庄继华尖刻的说。

面对庄继华的讽刺，喻培棣无言以对。但庄继华还没完，他接着说：“在西方列强的历史上，也有很多诸侯遇上这种不得已，可是看看人家怎么作的。我们的这种不得已说穿了还是小团体利益，更主要的是辛亥过后，很多掌握权力的同盟会员开始变质，由热血青年转变为为向往权力的官僚。”

“这是一种堕落。”庄继华最后说到。喻培棣完全找不出理由为自己和川军辩护，她只好沉默，不过打击他不是庄继华今天来的目的。

“喻将军，到广州已经好多天了，不知对今日的广州有何观感？”庄继华转换一个话题。

喻培棣还没从沮丧中恢复过来，他沉默半响才说：“广州让我迷惑，有些熟悉，有些陌生。”

“哦，”庄继华颇感兴趣的问：“不知那些熟悉，那些陌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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