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之精髓在民主，政府与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 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新华日报连续刊载党内总量级人物发表的文章，抨击并引导这股潮流，将其指向国民党的****。在这股风潮中，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申府等人顺势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随即提出议案《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

蒋介石看到这个状况非常恼火，局势发展到现在，已经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眼见风潮越演越烈，他急忙让陈立夫尽快平息，陈立夫召集cc系骨干，徐恩增建议将引发风潮的辛一贯秘密抓捕，然后利用新闻管制，封杀所有反政府言论。

张道藩反对，认为这无疑于火上浇油，而且辛一贯既不是GCD也不是民主党派，而是庄继华的人。到目前为止，庄继华还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事情还在他能接受范围之内，可如果动手抓人，首先无正当理由，其次势必与庄继华全面破裂，必将引起他的全面反击，事情就变得前途莫测。

李彦国也不认同徐恩增的办法：“庄文革知道这次是委员长想收权，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他肯定有底线，可以设想下，他的底线就是重庆模式，党部可以换人，行政可以换人，但绝不允许动摇他设定的体制；所以只要遵守他的体制，他就不会反对。但现在已经不是重庆问题了，更多的是各党派想趁机跟我党分权，要平息这场风波只有一个办法，把水搅浑。

我建议首先停止更换党部主任，已经离职的重新安排工作，没有离职的就继续担任原职，此举可以稳定庄继华；对于所谓的民主问题，把他套到GCD身上，演变为两党论战，我们的武器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

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他在今年三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和《政治家 艺术家》两篇文章，结果受到强烈批判，被打成托派分子，将他和另外五个人说成是托派**集团。

这件事在八月时被中央日报派驻延安的记者揭露出来，在国统区的青年中引起巨大震动，蒋经国趁机命令三青团在青年中掀起一场声援王实味运动，要求延安立刻释放王实味。

陈立夫采纳了李彦国的建议，由李彦国出面宣布重庆十六县县党部人事不变。同时在中央党部控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人民评论》上掀起一场对中共的宣传战。

“…..，中共口口声声谈民主，然而王实味一案证明，延安并没有真正的民主，相反更加专制，更加黑暗，….，委员长只领一半薪水，与别人相同的粮食配给，而他还要给他的工作人员发工资；延安的中共干部看上去薪水很少，可他们却享有政府陪给的所有特权，包括保姆，包括住房，包括比别人更多的食物，衣服…..。”

“….，很多人在谈民主，实际上民主只能解决民主的问题，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试看重庆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重庆是我们发展最快的地区，它在短短十年内就建成了数百家工厂，修建了贯穿整个西南的道路交通网，打造出一个抗战基地，这些不是在民主模式下实现的，而是在专制下完成的，这说明当前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面对国民党的攻击，董必武、郭沫若亲自撰文驳斥中央日报的攻击，博古也撰文支持，黄炎培等民主党派的文章被国民党报刊集体封杀，只能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可此举正中陈立夫下怀，水，开始变浑了。

“文革在西安做什么？”但蒋介石却感到其中有股暗流，他现在还不知道这股暗流是从那里来的，但他判断这股暗流很可能与庄继华有关，几年前，庄继华就向他提过联合政府，而且以他与张澜的关系，若无他的授意，张澜不可能与黄炎培搞到一起。

“他从甘肃回来了，”唐纵小心的答道：“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就与胡宗南、李铁军等一期老大哥在西安附近游览，另外还有就是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宣侠父，延安好像有意邀请他去。”

“延安对他又感兴趣了。”

蒋介石低着头似乎在自言自语，唐纵却听得真真的，可他不敢作任何表示，他身上也有浓厚的西南开发队背景，副组长王小山更是贴了标签的庄系，当他知道蒋介石要收拾西南开发队时，两人都做好调离侍从室的准备，可这道调令却始终没下来，连王小山也没任何事情。

让唐纵有点意外的是，关于庄继华的情报并没有回避他，还是让他处理，当他不敢出一丝漏洞，他甚至察觉到王小山也不象以前那样随意向庄继华通风报信，他已经察觉数次这样动作。

“你说他会去吗？”蒋介石似乎在考较唐纵，对这个问题，唐纵早有准备，他故意思索下才回答：“文革学长的想法，学生从来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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