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祖贤慈善基金的名称之后，夏天随后在香港注册成立基金，并且先期注入了十亿港币的资金。

王柤贤挂名祖贤慈善基金主席，但因为她现在人在美國，所以基金会的实际操作，是由其他工作人员负责的。

基金会特地招募了一批有经验，有理想，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员，专门负责具体的慈善事务。

在香港，有很多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障康复、优抚安置、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被称为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并不是只要心地善良就能够做得。必须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通过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或认证才可以。

而且社会工作者并不单纯是做慈善，事实上，他们的待遇是非常不错的。比律师、记者、工程师、教师等的待遇还要高。

因此在香港，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很多，仅注册社工就超过两万人。而香港反应社工工作的影视剧也有很多，比如《何必有我》、《癫佬正传》、《边缘故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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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贤慈善基金成立，招募到足够人手之后，马上便开始了运作。

首先便是在港岛、九龙、新界等十五处地点设置了救助站，每天都会向失去工作，衣食无着的民众施舍食物。

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之后，很多不炒楼、不炒股，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香港民众，也因为经济的恶化，货币的贬值，工厂的倒闭，而陷入到了生活困境之中。

他们有的失业，有的破产，三餐不继，衣食无着。在这个时候，救助站的一餐饭，就足以让他们生活下去。

夏天自己有食品公司，米面粮油蔬菜蛋类肉类等样样都不缺，因此开救助站舍粥对他而言，丝毫不是问题。

据统计，每天到救助站取饭的人达到十万人次，平均每人一顿饭十元钱，一天就是一百万港币，一年就是三亿六千万港币。

对于夏天来说，这是一笔小钱。

就算救助站开一百年，他也可以独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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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舍饭，满足温饱，不过只是小恩小惠而已。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关键还是帮失业者找到工作，能够自己赚钱，这样才能够真正帮他们重新找回自我。不然的话，一天三顿饭，只能养出一群废物。

而要帮人找工作，其实并不太容易。

一是香港现在制造业空心化，大量工厂从八零年代起，就已经陆续搬迁到内地去了。没有繁荣的制造业，就没有办法一下安置这么多的工人。

而要在香港重新设厂，却也面临着很大的麻烦。

首先场地就不好解决。香港是寸土寸金，就算是新界的地价，相比内地，也高出十几倍来。即便如此，地皮也不好批，要经过层层审批。如果现在申请，估计等危机过去，地皮都没有批下来。

相比起来，内地为了吸引外资，却是主动兴建厂房，邀请企业落户。如此对比，待遇真是天与地。

再者香港人工相比内地也高到离谱。在香港普通工人月薪都要上万，而内地人工只有几百元，相差几十倍。

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民众受教育水平太低。别看香港早就是国际化大都市，论繁华程度在全球都排得上名，但是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却是出奇的低。近六成民众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即是说，中学毕业之后就投入工作。

这导致香港的大部分工人，只能从事较低端的工作，比如服装、纺织、电子组装、建筑工、装修工、厨师、服务员等等。

也因此，想在香港开设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都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撑。

而内地九零年代虽然高等教育也未得到普及，但内地作为人口大国，高端人才总量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内地可以玩转高端制造业。香港就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帮数以十万计的人安排工作，可就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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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经过考虑之后，决定向星加坡看齐，走高精尖的特色发展之路。

星加坡跟香港的状况差不多，都是弹丸之地，资源匮乏，都紧靠着航海要道，都是金融中心，人工薪酬也都比较高。

但星加坡与香港不同的是，星加坡一直没有放弃制造业。星加坡的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拥有领先优势。

全球百分之十的集成电路芯片，是在星加坡组装测试的；世界排名前十的药品公司，百分之六十的产品，是在星加坡生产的；星加坡还是全球第五大成品油生产基地，并且化学品出口量排进世界前十位。

因此星加坡虽然在早年时候发展不如香港，但是最近这些年来，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星加坡却是迎头赶上，如今已经稳超香港一头。

香港要向星加坡学习的话，首先就要找回制造业。

制造业才是根本，哪怕是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它的制造业也是非常发达的。更别说堔圳了，它可是号称中國的硅谷。

而香港要想发展制造业，因为人才的匮乏，再加上钲府、地产商、环保组织等的掣肘，想发展石油化工、半导体、航空航天之类，是非常困难的。相比起来，倒是生物医药最为合适。尤其是中成药。

香港到现在依然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文化，中医人才和中医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