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郡与东面关隘，如以前的函谷关，随后的潼关、虎牢关、蓝田关、峣关，皆是关中的门户。

相对于关中以东有借山川地势建立起来的关隘，关中西边和西北边则是几乎一马平川，难有什么地势险要的地形。

将首都定在长安的政权，最为重视的是东面的安全，那是因为东面即为中原。而中原历来人口稠密和地方建设良好，不管是什么关，那些关隘就是都城的屏障，防止中原生乱之后迅速杀入关中，没给都城有准备的时间。

自先秦兼并义渠之后，关中西北部少有能生乱的因素，是等待羌族下了高原盘踞西北，东汉时期的长安以西才有了新的威胁。

羌乱困扰了东汉足足一百年以上，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降而复叛，某段时期西北压根就是一个泥潭，要说东汉是被羌乱拖垮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东汉为什么不像防御草原游牧民族那样建长城以为护栏？那是因为爆发羌乱的州郡就是大汉的疆域，哪有建立长城割舍自身疆域的道理，再来是东汉的财政一直以来也不怎么样，就是愿意割弃疆域也没有那个财力去造长城。

陇西郡本为汉家边陲，再以西便是一个范围很广的盆地。那个盆地其实也掌握在汉家手中过，就是掌控的时间并不长。盆地再以西便是高原，那里是汉家绝对陌生的领域，自有诸夏以来，到先汉覆灭，汉家基本上就没人踏上高原一步。

盆地有异族，归类于羌，而羌真正的意思就是一群放羊的牧人，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民族，是掌握民族命名权和历史记载权的诸夏给予的定义。

说诸夏掌握民族命名权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中原王朝强大，强者就能给弱者冠以名号，说谁是什么族，哪怕那个部族不承认，那就打到承认，或是直接灭了再盖棺定论。

历史记载权方面，世界民族之林有着相当多的民族，可是很少会有像诸夏用文字来记载自己的或他族的历史。历史长河之长，任谁都难以看到尽头，谁用文字记载了历史，不知道多久之后的子孙后代看到，他们恐怕只有造出时间机器才能亲眼看到古时候发生了什么，要不然就是先人记载了什么就得去信什么，压根就是无法对历史记录有什么手段来认证。

“羌人祸害汉家数百载，至今依然有遗祸。”刘彦就是认为东汉被羌人之乱拖垮的人之一，更不用说他还知道五胡乱华时期羌人扮演着什么角色。他是骑跨于骏马之上，周边不是大臣就是大将，又有来自异国的使节，冷声说道：“不可使之卷土重来。”

谢安不得不翻身下马，恭敬行礼承诺：“臣必将扫平此祸端！”

陇西郡很大，基本是平坦的草原，自古便是牧养军马的培育地之一。

上古先秦时期，大秦就是在陇西平原圈造马场，保证战车有雄壮的拉车之马，骑士骑跨有骏马骑乘，甚至是后勤辎重不缺畜力，乃至于民间也能有足够的马用以拉犁。

先秦用马来拉犁？这个并不是在开玩笑，有相当多的文献都有记载，春秋战国的各国普遍存在使用马拉犁来耕作，牛并不是农耕的唯一牲畜。

用马来作为农耕主要畜力的民族和国家远比用牛的多，尤其是越强盛的帝国，他们使用战马用于农耕就越普遍。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冷兵器的骑兵就相当于现代装甲力量，连民间都有足够的马匹用以农耕，军队又怎么会缺了战马。

现如今使用马匹来作为农耕主要畜力的国家非常多，尤其是数得上号的强国，无一不是用拉犁为主。像是本身不重视骑兵的罗马，可罗马人在农耕的畜力方面就是主要依靠马匹。又像是盘踞中亚作为霸主的波斯人，不管是强盛一时的帕提亚还是现如今的萨珊王朝，只要是翻越农事记载基本就是看到以马拉犁。

当然了，使用马匹在作为农耕主要畜力方面，并不是马匹众多就会那么利用，实际上与地质面貌和栽种什么粮食有关。

比如，像是中原的绝大多数地区用马当然是比较合适，可要是到了长江以南之后就不合适了，那是牛比马更适合在泥泞之中耕作，考虑到的不是速度，是畜力的持久以及力气。

要是让中南半岛以马匹作为主要农耕畜力显然也不合适，动物的腿和蹄注定会在什么环境更适应，强行扭转只有苦头吃。

现如今的汉国，北方大多是使用马匹来作为农耕主要畜力，南方则是采用牛，那就是地域的限制。

汉国并不缺乏牧场，雁门郡以北的草原皆在汉人的控制之下，渤海郡以北自古以来也是一个育马地，再有陇西郡这个已经被诸夏利用很久的草原，汉人有太多的地方能够用来放牧了。

谢安说是要平掉自己职责范围内那些残余的羌人和氐人，指的是依然还在反抗的那些人，并不针对其余地方。

汉国现如今接近一千八百万人口，事实上并不全是地地道道的诸夏苗裔，许许多多其实是汉化了的胡人，又或者是为了活命努力做好汉人的胡人。

在汉国可不是自己说是汉人就真的是汉人，生活习惯是一方面，语言又是一大考验，那可是互相监督的制度，导致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就算不是汉人，长久下来也是汉人了。

有明确的数据，自胡人灭掉西晋之后，长江以北真正的汉人是一再减少，到刘彦灭掉石碣赵国之前，石碣赵国的官方人口登记仅有三百一十五万左右。这个人口数量其实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