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汉国而言，现如今的机会可谓难得，再不趁这个机会一举将石碣赵国打残，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

刘彦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一年之内将石碣赵国打残，奠定光复中原的基础。那么打残石碣赵国最有用也是最有力的莫过于重创白马的羯人族兵，只要羯族死人死到一定的份上，石虎在中原的统治地位不但会动摇，连带石碣赵国两大帮凶的羌族和氐族也会心生别样心思，诸多杂胡会不会再听从羯族统治也属于难说。

渡过黄河进攻邺城或是襄国是一个冒险方案。

邺城那边先不谈，襄国却是石碣赵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心。襄国一直是石碣的精华所在，这里的精华所指的不是经济中心，是不管石勒还是石虎都将羌、氐、晋、匈奴等等的核心部分安置在襄国周边，导致的是襄国比起其它地方人口更为密集。

“近一两年石虎逐渐将羯人和各族的人转移到邺城，邺城成了石虎最为重要的陪都。”桑虞家族中的许多族人之前是在石碣赵国当官，一些核心族人的官职还不小，对石碣赵国的了解度很高。他说：“石虎大肆调动羯人出征，他不会留下太多的羌人、氐人、晋人在襄国或是邺城，他也会担心那些人反叛。”

邺城近几年一直在大造宫阙，动用的人力超过百万，物力上面更是难以计算，等于是石碣赵国的国力大部分就是用在了对邺城的建设上。

石碣赵国的国力本来就不强，再有对邺城的建设消耗大批物资，说石虎对这一场战争准备不足就是出于这点。

自姚弋仲被汉军俘虏之后，羌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实质的分裂之中。

石虎原以为会很轻松地控制住羌族，他没有想到的是失去了姚弋仲的约束，熟羌还好说一些，生羌却是成了惹事的主力军。

不开化民族总是会有“熟”和“生”的区别。所谓的“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例如开始有组织性和协调性，自然也要算上拥有一定文化基础。而“生”所指的是野蛮和不服从领导，通常每个民族“生”的那一部分都是最为野蛮的群体，能够为己所用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

姚弋仲是羌族公认和认可的总领袖，恰恰是因为这点才会让石虎忌惮。

总的来说就是，石虎原先的算盘落空，姚弋仲在的时候虽然有威胁，姚弋仲被汉军俘虏之后，不断生乱的羌族却是成了真真正正的威胁。

石虎不但因为姚弋仲的被俘而无法控制羌族，苻洪去了陇西之后的氐族也不是那么听从石虎的调派。

拿这一次石虎率军到濮阳郡做例子，要是姚弋仲和苻洪都还在的话，石虎可以让两人集结羌族和氐族的青壮参战，两人都不在之后石虎却只能调动杂胡以及石碣境内的晋人。

杂胡一般都属于不入流的货色，不是说杂胡有多么羸弱，是杂胡的部落太多太杂很难有组织性，心气上亦是与各大族没法比。杂胡打顺风仗可以骁勇无比，遇到僵持则会选择出工不出力，到了情势不利的时候最先崩溃的就是杂胡。

晋人在石碣赵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连野兽都不如。那是石碣赵国以律法明示的事情，石碣的律法中就有一条“伤兽罪”是专门用来针对晋人。所谓的“伤兽罪”很好理解，就是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伤害野兽，哪怕是遭遇野兽袭击也不能对它进行伤害，要不然晋人就要被石碣的官方追究，而追究的方式就是弄死晋人。

石碣赵国境内那些本来就不好过的晋人，他们是在石碣的建武八年（公元三四二年）又面临灭顶之灾，原因是石虎听从沙门僧人吴进（又称胡进）的预言。

吴进是晋人，皈依沙门之后成了一名“不在五行内”的僧人，他晋人的出身因为僧人的身份而免除。

不在“人世间”的吴进，他向石虎预言说，未来石碣赵国必将会被晋人灭亡，应该大肆残害晋人，不能让晋人的元气得到恢复。

石虎起了在邺城大肆建造宫阙的心思除了自己爱好享受之外，另一个大原因就是吴进的语言。

建造宫阙需要动用的人力并不少，以现如今的技术在工程作业中死人是一种普遍现象，仅仅是建武八年到建武十一年，先后有七十余万晋人被征发徭役到邺城，到了今时今日存活的不知道有没有二十万。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石虎为了进一步弄死更多的晋人，他进行了一个运河挖掘做业，征集的人力达到恐怖的五百万。

是征集五百万人去挖河，是五百万人啊！可以说石虎绝对是干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以石碣赵国总人口两千多万人的基础，却是征集了五百万人的徭役。哪怕是后面的杨广挖运河也就是用了两百多万人，而当时杨隋的全国人口可是超过四千万。

“要不怎么说晋人软弱无用呢。”纪昌说这话的时候脸色铁青：“不被当做人看，时时刻刻要遭受迫害，却是四分五裂各自自保。只要不动到他们头上只会冷眼旁观，真动到他们头上别人也选择冷眼旁观。”

纪昌的话还是有些偏执，中原落到羯族手里的之后，起兵呼吁反抗的人并不少，像是陈安、侯子光（僧人）、范贲等等一些人就先后起兵反抗胡人，不过这些人的格局基本太小，占据一县之地就称王称帝，反抗胡人的大义变成了一己私欲，得到的响应并不广，与冉闵一入关中就称王的举动和后果都差不多，偏偏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