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提到乡村的文化记忆，都绕不开农耕的苦难，也就是说，乡土叙事必然带有某种先天苦难的成分，在罗安圣偏远、落后而贫穷的家乡，对于苦难的叙述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集中地表现在母亲的身上，也表现在作者本人身上。看看这段文字就知道了：“那年月，家里人口多，口粮远远不够，开春后母亲带领我们姐弟六人执刀上山，将满山的柴草通通砍翻，待柴草晒干后放火一烧，烧山后的草木灰就是最好的底肥，稍稍薅松烧焦的土皮，满坡播撒下金黄色的小米种子。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只种不管长变短’，管理是极其辛苦的活儿，须待小米苗长到10公分、20公分、30公分时，分三次在烈日下将窜生的杂草逐棵连根拔掉，往往全家七、八口人齐出动，戴着斗笠，顶着烈日，蹲在陡峭的坡地上一棵棵的拔，一寸寸地往前移动，起早贪黑地干一整天还拔不完两吉坡地。有一次，久未劳作的我周末返家与母亲一起出征坡顶的小米地，中午时分竟抵不住烈日的炙烤，中暑晕倒了，差一点没滚下坡底，吓得母亲再也不敢拽我干这活了，却让我深深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