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家眷在辽，投降起来好象没什么负担。反正家人财产都在，只不过换个发型，换个效忠的主子罢了。

    客兵呢，不就因为家眷在远方，投降会牵连家人，才敢战能战，或者说是不得不拼命作战吗？

    看着密信上万岁用征询的口气提出疑问，并写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熊廷弼欣慰之极。

    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四十七万大军惨败。

    朝廷经廷议，遂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为之一振，“由是人心复固。”

    召置流移，安抚沈阳，雪夜入抚顺，熊廷弼以拒敌守城的战术令建奴无隙可寻。

    当时的朝堂上，对熊廷弼的攻讦也有。但万历帝信任熊廷弼，赐他尚方宝剑，并为他遮风挡雨，为他筹饷输粮。

    但这一切在万历帝死后都变了。泰昌元年，明光宗即位，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开始腾舌诽谤，因私怨倾轧熊廷弼。

    随后，姚、刘二人又鼓动一伙人起来攻击，非使熊廷弼去职不可。于是，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借蒲河失守大肆攻讦。

    熊廷弼无奈又伤心，缴回尚方宝剑，上疏请辞，天启帝允准。

    接着，在天启元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此时，朝廷里大臣们又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再度被启用，但东林党又推了王化贞作巡抚。经抚不和，意见相左，以至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在被排挤、攻讦、分权的时期，熊廷弼很是怀念万历皇帝，怀念被皇帝无保留地支持信任的时光。

    史载，万历皇帝曾对言官的弹劾，给熊廷弼批复过一段很有意味的旨意。

    “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

    看这段话，可谓是语重心长，极为信任。

    “毋为人言所阻”更是推心置腹，表明了万历的决心，让别人说去吧，朕相信你，照你的思路干下去，朕看好你哦。

    从这一点来看，万历倒还明智，有些识人之才，且用人不疑，以熊廷弼稳住了辽东战局，并逐渐开始了反击。

    可惜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特色之一。万历死，熊廷弼的好日子也到头儿了。

    自泰昌元年始，攻击熊廷弼的言论骤然增加，“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攻讦的内容，很多都是老调重弹，但关键是皇帝换了。

    于是，起起浮浮，废而再立，辽东局面大坏，熊廷弼又得接手这个烂摊子。

    多年与建奴的周旋争斗，熊廷弼深知建奴之虚实强弱。

    而此时已不是万历年间，随着沈阳、辽阳失陷，他曾经主张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已不合时宜。

    所以，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布置策略：以广宁牵制敌人的大部兵力；天津、登、莱各港口建置水军船队，乘虚蹈海攻袭敌人后方，使建奴顾此失彼，陷入被动。

    尽管朝廷允准了熊廷弼的策略，但三方布置耗时费力，非短期能建功，这就又引起了朝中官员的攻讦反对。

    王化贞便是一例，绝口不提防御，把牛吹得满天飞，却得到了朝中大佬的赏识和支持，把熊廷弼冷落一旁。

    失意、丧气，再加上天生的臭脾气，熊廷弼与王化贞、张鹤鸣的嫌隙更深，此次率兵出关，也是无奈之举。

    等到在右屯卫接到圣上密旨，又威胁又激励，赐尚方宝剑，派锦衣卫相随，夺王化贞之权，由熊廷弼全权节制广宁。

    虽是明军沙岭惨败，熊廷弼也有振作之意，不再是徒手经略，而得事权统一。

    熟悉朝廷运作流程的熊廷弼，对圣上下密旨也颇为理解，更对圣上的果决感到钦佩。

    待到进入广宁，擒杀叛将孙得功，囚禁巡抚王化贞，又是一连串的赏罚、激励的圣旨颁下，连熊廷弼也对皇帝的周细运筹感到震惊，更是再次刷新了熊廷弼的认知。

    皇帝虽幼，却英明果断，雷厉风行，更对战局和建奴的虚实强弱有着准确的认识。

    而囚禁王化贞，将指挥大权全部交与熊廷弼，也明确表明了在“经抚不和”中，皇帝的倾向。

    所以，坐困广宁城的熊廷弼非但没有绝望颓丧，却因为尘埃落地、获得重用而感到激动和振奋。

    正如圣旨上所说：此时坚守广宁，即便捐躯殉封疆，难道不是节烈奇男子？

    何况，少年皇帝还给了他尽可能的支持和帮助，守住广宁的把握甚大，可不是让他送死的。

    现在，在灯下再次展读圣上的密信，熊廷弼仿佛又回到了万历皇帝对他语重心长，信重庇护的时光。

    圣上命自己死守广宁，却又以密信相询，那就是相信自己能完成任务，能活下来向圣上陈述见解。

    联络密码则更说明了这一点，上面说得明白，日后但有辽东辽西的机密奏疏，则以密码编写，交锦衣卫直达圣听。

    什么意思，广宁战事一了，熊廷弼便是真正的经略，实权在握，可密奏御览。

    而在明朝，密奏制度还根本没有。熊廷弼起初觉得惊异，但仔细思之，却凛然心惊，深为少年皇帝的手段而折服。

    要知道，密奏一旦形成制度，等于大大削弱了政务中枢的职权，加强了皇权。

    这还只是其一，在熊廷弼看来，密奏直达皇帝，周转环节减少，能得到迅速处理，效率很高。

    另外一点，熊廷弼也想到了，但却不敢置评。

    那就是密奏制度会使官员彼此监视，不敢擅权行事，肆意妄为，有利于控制官员，整肃吏治。

    道理很简单，熊廷弼有密奏权，可他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可能身边的官吏也会有这个权利，那他干的事情，能瞒得过皇上？

    思虑良久，熊廷弼提笔在纸上写道：“密奏，臣熊廷弼谨奏……”

    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大事小情皆可奏报，并要完全保密，不可漏泄，这也是朱由校对臣子密奏的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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