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

    为解决军饷不足，朝廷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此项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饷之一“辽饷”。

    这样的苛政，作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没有废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史书所载不可尽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学，依据的是数据，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或肯定某项政策。

    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两斤米。每亩多收一两斤，并达不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况，现在还未到小冰河期灾害的高峰。虽然各地方也有灾患，却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大范围性的。这和历史上崇祯时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辽饷加派尽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却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乱纷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细看朝廷的加税政策，并不是按人头加的，是按土地。每亩增加一点，谁的田产多，谁交的税就多。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叫苦连天才对。

    崇祯时的杨嗣昌，就表态支持朝廷加税，理由也是如此，“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赋税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还可以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

    但实际上呢，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绝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在辽饷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杨嗣昌能不知道？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崇祯皇帝。

    这样一来，朝廷每亩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却要缴3分5厘，甚是几十倍，上百倍。

    所以，残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税本身，而在于执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国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关键，并不贸然取消辽饷，专对贪渎官员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说。

    然后是更换兵部尚书，再提拔铁面黑脸毕自肃，从督察院到厂卫，双管齐下将打击贪渎从朝堂扩展到地方。

    天启二年，朱由校认为是最艰难的，最让他郁闷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个，接替者依然是一个德行。

    但到了天启三年，朱由校就感觉轻松了许多。贪渎和结党的官员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晋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能为他所用，朝堂势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上的情况也大有好转，利用杨涟、孙传庭等官员大力实施清屯弃饷，借着徐鸿儒造反，狠辣处置了一批隐冒偷漏的士绅地主，震慑了人心，使风气大有改变。

    好转和改变，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终目的。对官场的洗涤，对官员的处置，如同波涛拍岸，并没有停息。

    督察院奉圣意设立巡查机制，州府设立专员，这还只是在制度上的加强。依靠厂卫的暗中探悉，则更令官员们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年年都有官员落马，数量越来越集中到地方，特别是县官这一级。

    原因很简单，县官算是大明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收赋征税全是经他们的手。而贪渎害民，也是他们最直接地接触到百姓。

    一项并不算重的加税，到最后竟变成洪水猛兽，难道不是这些基层官员造成的？而朝廷和皇帝，不过是他们贪渎害民的背锅侠。

    对于敢让自己背锅的王八蛋，皇帝展现了贯有的无情和狠辣，也造就出几个酷吏似的督抚，江、浙巡抚魏广微和倪文焕则是最突出的。

    魏广微上任时间较长，对地方情况调查了解，又有厂卫侦悉的情报相助，禀承圣意是毫不含糊。

    朝廷所定的赋税是多少就是多少，地方敢加一文一毫，就是贪渎，不管你什么借口，什么原因。

    先抄家羁押，再按照家产的厚薄确定刑罚。五千以下全家流放，五千以上砍头示众，家眷流放。

    这个标准已经是朱由校有所放宽，但真正处置下来，大部分落马的贪渎官员却是人头不保。

    刑部尚书薛贞略有些忐忑地将刑部拟判处死的罪犯名单呈上，偷眼看了看翻阅勾决的皇帝，心中安定了不少。

    作为新晋不到半年的六部尚书之一，尽管薛贞自忖已对圣心知之甚详，平常也得过皇帝夸奖。但第一次秋后处斩，他还担心皇帝有所不满。

    抄家杀头的官员真的是不少，甚至超过去年。主要是厂卫方面把精力集中于此的原因，而在赋税上的乱收滥征，也让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

    贪官，杀；贪官，杀；杀，杀，杀……

    皇帝似乎已经麻木，或是被愤怒所支配，只是扫上一眼案由，便朱笔一抹，一颗脑袋秋后便要落地，一家眷属便要被驱赶押离千里之外。

    明末战乱纷起，建奴入关窃取天下，百姓死伤千万、家破人亡，都有这些贪官劣官的一分功劳。杀之，一点也不令人惋惜。

    知道历史走向的朱由校，仿佛看到了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仿佛看到了饥民流离、饿馁遍地，仿佛看到了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杀，杀，杀……

    杀掉一个国蠹，国家便涨一分元气，百姓便多一分松缓，大明的改革之路便少一个阻碍，多一分顺利。

    皇帝终于勾决完名单，凝视着纸上仿佛血色的朱红，眯了下眼睛，吐出一口浊气。

    “薛卿——”朱由校示意宫人把名单转递给薛贞，沉声问道：“对于这些贪官的处置，可有非议？大理寺那边可还配合？”

    薛贞赶忙躬身答道：“对贪官处以严刑，自太祖始。虽《大明律》并无具体规定，但太祖创设《大诰》此形式，亦是名正言顺。”

    “比之太祖，吾皇之用刑，已算宽宏。洪武年间，建昌县知县，接受四百贯钞，凌迟处死；德安县县丞，收受罗、绢、布共十匹，钞八十贯，凌迟处死；莱阳县丞收赃百贯，凌迟处死……”

    听着历史上被定为阉党的薛贞在罗列史实，朱由校的脸色逐渐松缓，原来自己这么仁慈，只是砍头，还没凌迟，而贪赃的数量却远超洪武之时。

    据说，朱元璋在对待官员贪腐的问题上常常法外用刑，其中的典型就是剥皮揎草。但真正被处此刑的贪官好象并没有，完全是诽谤。

    听薛贞为自己辩护完，朱由校微微颌首，说道：“薛卿如数家珍，对律法案例甚是精熟，朕委卿为刑部尚书，亦算得上是慧眼识才了。”

    薛贞心中大喜，赶忙躬身谦谢。

    朱由校又勉励了两句，才让薛贞告退而出。

    虽然没撒开魏大爷的狗绳，但历史上依附魏大爷的所谓阉党，朱由校却是重用了不少。

    没办法，人家知情识趣，皇帝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皇帝要打击谁他们就全力以赴，这样的下属谁不喜欢呢？

    如果崇祯有朱由校这样的智慧，干掉老魏也无妨，杀掉一批“阉党”中的贪官也无所谓，可别打翻一船人，换上那帮自诩正义、嘴炮误国的文官呀！

    朱由校感慨了一会儿，又拿起抄家的清单看了一遍。虽不象干翻李三才等巨贪那么丰厚，但也不无禆益。至少，打赏的钱有了，还能给官员搞点小福利。

    万寿节——还是从简吧！

    朱由校也想过大办收收礼啥的，可要大办就不是摆几桌喝喝酒那么简单，京师装饰，皇城张灯结彩，好象要亏本的样子哈。

    算了，等平辽之后再说吧！那时候，朕就有钱了，有的是钱。

    “皇爷，新任陕西巡抚李精白前来陛辞。”王体乾入内禀报。

    又是一个“阉党”啊，朱由校垂下眼帘，把抄家清单放下，开口吩咐道：“宣！”

    历史上的明末，打击某人，只要适时地贴个某个标签便无往而不利。

    魏大爷得势时，把“东林党”的帽子一扣，不说收监入狱，仕途上却是肯定没希望的。

    东林党得势时，只要“阉党”的标签往脑门上一贴，朝堂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党争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只要之前说过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便会被打倒批臭。

    东林党们到了这种追究余恶不遗余地的程度，却无一策可救国，甚至说是误国罪人也不为过。

    李精白就是一例，历史上因为曾给魏忠贤建生祠，焚香祝词“尧天巍巍荡，帝德难名”，而被东林党人弹劾，徒三年，输赎为民。

    而事实上李精白万历年进士出身，从夏津县令干起，历任山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太子少傅，却是颇有政绩的。

    何况，在魏大爷得势的时期，为其修生祠者不计其数，难道都是趋炎附势、品格低劣之辈。

    而戚爷爷还给张居正等人送礼行贿呢，不过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和兵权，以便为国家和朝廷多干点实事，多做点贡献。

    大环境使然，要么洁身自好，去做个闲人或平头百姓，管他国势败落，百姓受苦；要么同流而不合污，尽己所能，做些好事实事。

    戚爷爷就是后者，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就在掌权者的一念之间。如果朝中无人，就不能安心地领兵打仗，甚至会失去领兵之权，又谈什么报国呢？

    在畸形的政治生态下，出现这样的事情也是无奈。哪怕你多大的英雄，多大的本事，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抱负也不得不做些违心之事。

    朱由校既不为此辩护，也不深加追究，只看人的能力。

    李精白就任陕西巡抚，左光斗则被任命为河道总督，这是一个新职位，官衔全称是“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水利设施作为抗击小冰河灾患的重要手段，是必须要修的。可朱由校不懂这个，而能称为水利专家的，还真找不出几个。

    左光斗在陕西任上干得不错，整体的水利设施规划已经完成，正在陆续施工，李精白只要萧规曹随便可。

    朱由校这才能够放心把左光斗从将来的重灾区陕西调出来，对黄、淮、漕等河进行巡视考察，特别是直隶、河南和山东，更要有总体的水利建设计划。

    李精白奉召入殿，跪倒叩头，山呼万岁。

    “李卿免礼。”朱由校抬了抬手，“赐座。”

    待李精白谢恩后签着身子坐下，朱由校也没废话，开口说道：“李卿初任县令时，能访察百姓疾苦，赦沙地税，立《除豁沙田》碑，百姓感激涕零，朕亦深赞之，亦取卿能爱民之心。”

    李精白有些讶异，没想到皇帝起用他，竟是他初任县令时的政绩。

    “陕西将是大灾患之始，报纸上已说过，朕不再讲。”朱由校沉声说道：“左光斗已有水利规划，李卿照做便是。只这安抚民众，使朝廷善政得以落实，还需李卿克尽职守，忠心任事。”

    要求不高，把左光斗设计的水利设施修好，把朝廷的政策贯彻落实，本着爱民恤民之心好好工作，这就是皇帝的期盼。

    李精白躬身答应，但皇帝的交代和吩咐还没完，关于甘陕的布置不仅细致，还更加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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