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越名义上还比于谦小四岁，但他毕竟是两世为人。而且，在科场上，他是永乐十六年的进士，于谦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这便占了前辈的名分；而在官场上，他从入仕之后便是稳步上升，最终在朱瞻基即位之后出任封疆大吏。如今再一相见，他早已没了从前初见一代名人时的吃惊，客客气气打了招呼便抬手请于谦坐。

“这么晚了，于侍御找我有什么事？”

“下官已经把案卷都看完了。”于谦整整花费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把此前布政司整理的东西和顾兴祖提供的书证全都啃完了，心里已经有了定见，此时便直截了当地说，“下官走之前，听说张大人上书献嘉禾，言稻种两熟之事，朝中大臣全是为之欢欣鼓舞，下官亦然。如今查案卷问人证，孰是孰非已经很分明了，镇远侯虚言蒙骗朝廷，更是派人激起民变，下官必定秉公处断。但下官还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张大人。”

对于这位丁是丁卯是卯的刚正人物，张越是早有领教，此时自是不以为忤，在书桌后头坐下，他就抬头问道：“于侍御请直说。”

“先头市舶太监秦怀谨妄图畏罪潜逃，更买通黎人行刺府衙官员，这都是铁板钉钉的大罪。他先头被看得好好的，为何张公公抵达之后不数日，便突然畏罪自裁，就连那几个黎人刺客也是全都自杀了？这样罪大恶极的阉人就该明正典刑，而那几个刺客也应该公开审问以正视听，倘若如此就不会如现在这样满城风雨！张大人，从前士林之中多诟病你以勋贵世家子弟而拔擢高官，但如今这些议论早已经平息了下去，下官亦是和别人一样敬你人品才能心志谋略胆识，但明知阉人为祸，就该直言劝谏，怎可就这么含含糊糊蒙混过去！”

说到这里，于谦索性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来回回踱了两步，这才转过身说：“自永乐年间开始，中官出镇巡视地方的越来越多，如市舶司这等去处，市舶太监更是凌驾于本官之上，使市舶司形同虚设。永乐末年，正是张大人发黄俨江充等人逆谋，使其处斩于市，然后又在宣府腰斩王冠，正法纪视听，此前秦怀谨一事正是让天下知其奸谋的机会，为何偏要处置得这么悄无声息？张大人可知道，如今宫中已经堂而皇之设内书堂，选十岁以下小宦官识字，太祖的宝训竟已是抛之不顾了！”

张越原只是靠在太师椅上听着，渐渐就坐直了身子，待到最后于谦倏然转身直视，他的眉头自是皱得越来越紧。对于宦官，他并无太大的偏见，毕竟，只要皇权存在，这个畸形的团体便势必不可能裁撤。而比亲近，天下还有谁比这些日夜奉侍宫中的人更亲近？

中官若有违法事，自然应当按律处刑，可他之前也好现在也罢，做的事情只能是发奸谋，然后请上断，否则便是越权擅专。至于宫中设内书堂，这是将从前的名不正言不顺变成光明正大，决计是朱瞻基自己的主意，并不是受人撺掇。有些事情暂时是必然的，眼下怎么劝？

想到这里，他看着于谦的目光不禁幽深了许多：“于侍御的这些话，可对顾都宪说过？”

刚刚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虽不至于后怕，但这会儿于谦这连赶数千里路心头郁结的一口气已经尽数宣泄了出来，便没有刚刚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复又坐下：“下官来广东之前，都宪大人就曾经谈过中官之事。都宪大人对此忧心忡忡，所以下官沿途便一直想着此事，刚刚是因为看了秦怀谨的诸多恶迹心有所感，若是有冲撞之处，还请张大人海涵。但这些都是下官的肺腑之言，张大人既然是天子信臣，便不当在这事情上袖手旁观。”

之前张越曾经在都察院呆过好一阵子，彼时顾佐刚刚调任右都御使，他对于这位时人以包拯类比的都御使自是颇有了解。然而，刚正不阿是一回事，耿直清廉是一回事，犯言直谏又是另一回事——若每个朝臣都是如李时勉这等上书直谏结果频频把自己陷进了大狱里数年的硬骨头，那朝政大事会落在谁手里？顾佐新官上任固然是雷厉风行，但清理的都是都察院的弊政和贪官，对于中官事不见外发一辞，正是身为大臣的谨慎。

打量着满脸正气的于谦，他不禁想起了那首大名鼎鼎的石灰吟，沉思片刻便开口说道：“于侍御，我早年曾听人转述了一首绝妙好诗，至今印象深刻。今天正好有缘，我想请你为我品评品评。”

“张大人但请赐教。”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张越一边吟诗，一边注意着于谦的表情。果然，他这四句一念完，后者就猛地站起身来，满脸惊讶地问道：“张大人怎会读过下官这篇拙作？”

原来这四句流传后世的名句早就面世了！

张越心里这么想着，面上却带着笑容：“早年读这四句的时候，我便觉得气势雄浑技法独特，那志向更不是寻常人的青云之志，而那清白二字更是让人警醒，因此一直对那位作诗之人深感好奇，只不过那是别人转述，又不曾告知姓名，想不到竟然是于侍御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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